东北的冬天像一把生锈的斧头，寒气顺着门缝劈进筒子楼。老张头蹲在灶台前卷烟，手指关节肿得像冻裂的核桃，煤油灯把他的影子钉在糊满报纸的墙上，像幅残缺的年画。
“爸，夜校报名明天截止。”我攥着招生简章，油墨字被手汗晕成蓝雾。炉膛里煤块炸响，崩出几点火星子落在他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烫出细小的黑洞。他卷烟的手没停，报纸边角印着“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标语皱成一团。
凌晨三点，我被铁器撞击声惊醒。从门缝望出去，父亲正把建筑队的铁锹往板车上捆，霜花在他花白的鬓角结出冰棱。他忽然剧烈咳嗽，佝偻的脊背撞得板车吱呀作响，月光下那截露出的棉袄袖口，补丁针脚歪斜如冻僵的蜈蚣。
工地上，我偷看到他的考勤本。三月十二日那栏画着红圈，正是我发烧昏迷那天。原来他请了假背我去医院，却谎称机器检修。安全员老李叼着烟蒂说：“你爹把劳模奖金全换成葡萄糖，自己啃了半个月窝头配咸菜疙瘩。”
暴雨突至那晚，他摔断了腿。送医路上血水顺着板车缝滴成红线，他攥着怀表喃喃：“别耽误孩子考试...”那表盖里嵌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发条早就锈了，他却每天坚持上弦。
收拾遗物时，怀表突然咔哒走动。表盘背面刻着细小字迹：“给考上夜校的娃”。原来他早把报名费缝在棉袄夹层，那些我以为的冷漠，不过是父爱在时代冰层下沉默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