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与和平》

毛德

这篇译文是从一九三〇年牛津大学版毛德（A．Maude）著《托尔斯泰的生活》中摘出的。这虽是一家之论，但毛德与托尔斯泰相交颇久，相知甚深，且其中有托尔斯泰对于自己著作的意见，故值得译出供读者参考。

地附志

米尔斯基（Mirsky）郡王在“托尔斯泰学会”的演说，我只有它的大略的笔记，这里我尽我所能，把他对于托氏早年文学作品的意见，重写出来。他说：

“托尔斯泰在小说的组织上引起了一种改变，即从旧式的戏剧的方法（这仍是道斯托也夫斯基的方法）而至新的方法——‘观点的方法’。戏剧的方法是描写人物的行动和言语，而不加解释。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从未对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不加解释。对于他，心理解释是一件要务。重要的不是他的人物所做的行为，而是人物为什么要做那行为。他的工作的初期，自一八五二到一八七七年可分为两期：准备时期和成就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战争与和平》之前，第二个是写《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时期。

“在第一时期中，托尔斯泰只是为了他的伟大作品而准备自己。他的第一目的是养成一种分析技能，借此他可以把握人类行为之内部的动机。他很欢喜各种性格的分类，例如他在一八五五年光景所写的小说中，特别是在描写《高加索》与《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小说中所做的。他渐渐完成了一种分析方法，这使他较之在他以前的任何人，更能深入意识的下层。在早期的小说中，托氏的分析未能获得性格之创造，特别是《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以及在它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道德小说。他的分析是抽象的，因为它分离心理的事件，它失去它全部的真面目、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具的全部的形式。但在另一方面，他描写了新颖的事件，由于现实中这些分割的碎片之新并合，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具体的现实。他在准备期中的作品全无结构的拘束。”

“在第二期中，伟大的小说之时期，在《战争与和平》中，这种分析的方法完全成熟了，并且现在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在托尔斯泰以前最近似《战争与和平》的，是杨枝（Charlotte yonge）女士的旧家小说，这是纯粹就文学形式上说的。比较一下《战争与和平》和《花链》（The Dairy Chain），有两种差别。第一，托尔斯泰在早期作品中，经过了准备时期，这是杨枝女士没有的，并且他的结构之方法甚至比司汤达（Stendhal）的还优越。第二，托尔斯泰把他的小说放在历史背景上。这是《战争与和平》中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有人常说托尔斯泰没有历史性（Historicity）之意识。但他有另一种历史意识（sense of history），一种对于事件、时间之连续性的敏锐意识。”这种家庭小说多，能够每周译两三万字不等。还有，我的俄文程度是不好的，在这方面，邢桐华先生就比我更合适，但要等到能力充分时再做这工作，那就渺茫无期了，因此便大胆地、冒昧地进行并且完毕了。做这种工作，有英译本参考，托尔斯泰的文字算不得艰深，所以敢试，初稿一年余的劳苦总算未落空。

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毋庸我在此多说，说也未必说得好。读者们当然读过托尔斯泰的若干作品，但读过全部《战争与和平》的人还不多，它的伟大处是值得让读者们欣赏的，在我所读的外国小说中（当然是极少的）我最爱托尔斯泰的三个长篇，我爱，是从一个读者和一个学习写小说的人的立场上去爱的。当然这本书也有短处，我在“关于作者与本书”中另有介绍，兹不赘。然文学杰作，也如人一样，“不以一眚掩大德”，无论怎么说，这本书是值得介绍的。

书中描写战争的场面，是一般战争文学作者绝对写不出的。俄国当时抗战的情形，也可以让我们借鉴。那时，帝俄受侵略，今日中国受侵略；那时，帝俄的军队向后退，甚至宁愿放弃莫斯科，为的是要长期抗战，如总司令库图索夫所说的，“能够救俄国的是军队，与其为了保守一个城市而损失军队，毋宁失城而保留军队”，虽然在胜仗之后，还是后退，不管动摇分子如何动摇，他是守着这个原则“时间——忍耐”与拿破仑周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诚然与我们的长期抗战原则相合，而将士的英勇（例如主人翁之一的安德来郡王）更是今日中国战士们的写照。中国今日虽然失去若干城市，但主力尚在，且在加强中，为了在文学杰作上，给中国读者们一个“抗战必胜”的例子，也是我译此书的一个原因。

书中描写高等俄人的糊涂，不愿捐助民国的情形，正是对今日寓居香港和租界及后方的少数“顾家不顾国”的有钱人的讽刺。此外还有些情形，虽事在两国，时隔百年，却宛然似今日中国的事情，读者看到这些地方，也许会惊异的。有一个人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当时上层社会的镜鉴，那么我们何妨借鉴一下。

我译此书，还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我国作家们也能写出这样大的或更大的作品，来纪念这个比拿破仑侵俄失败更伟大的时代。当然，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意义上，在发展上，在广深上，都与那个战争不同，战争的表现方式也不相同，如空军、毒气、经济战、文化战，但有许多地方还是可以参考的。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手法，这部书的布局，它的细处，它的简处，都可以供今日中国作家参考。我不是希望有人写出在各方面与《战争与和平》相似的作品，而是希望有人写出在文学价值上与它相等的作品。

三

校译所本的原书是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的Academia版，印刷、装订、样式皆相当讲究。据原书前附曰，这个版本是根据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而排印，并根据一八七三年“托氏文集”第三版，手稿、校改稿有所更正（但仍有若干极小错误）。正文中夹用外国文，皆有俄文译注，唯文学与语气偶有差异；此类译注的一部分是根据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排印的，一部分是一九三五年版新加的，并有区别的符号，但中文译文一律用中文译出，无须分别加注。

关于参考方面，译时只有一本俄英字典在手边，许多字查不到，使工作感到不便。有时得精通俄语的同事说明疑难处，但困难还是有。校阅初稿时，得借用《露和辞典》，却因为是翻版，字迹模糊，且有的字查不着，此时只好借用英文译本的意思了。

译时参考的英文译本是Carnett的译本，这个译本有很多可借助之处，但也有些小错误（英文译本有Vizetelly，Dole，Wiener，Garnett，Maude五种，其中以Maude译本最好，Garnett译本次之，此两种及Dole的译本，译者均曾看过）。

目前译本的前面部分可以说是郭沫若先生译本的校补，后面的部分则是我另行译出。校译时为了求合原文（不仅是在字眼上，而且远在句法上，因为有些俄文句子较之西欧文句更近似中文句法），为了前后笔调的统一，我曾将郭沫若先生的译文贸然任意更动，且偶有增补，又经过一番抄写，故现在前部的译文与郭先生译文的原来面目是稍微不同了。

初译完工后，我停了一个多月才开始重校。在此期间，托人在香港和上海买《露和辞典》，都无结果。同时，我为了几个名词查了点参考书。

这时，我通知郭沫若先生这件事已做完，接到他的复信，才知道他是先从德文译本后据英文译本翻译的，而郭沫若先生的长者的无限好意，使我在校稿时，更想到苦中之乐。我很感谢郭先生，他许我贸然任意借用他的译文，并助成这件工作。

今年一月，我开始逐句校对，并向朱光潜先生请借英文“毛德”译本做参考，他又转向别人借到寄下。二月初，我收到英文“毛德”夫妇的译本。这个译本使我解决了不少困难，前面已校的又重新把自己不放心之处对照一遍。第二卷以下的，对照“毛德”译本处甚多。毛德的译本，一如“加纳特”的译本，是根据不同的原文版本翻译的，英译本有时较原文本多半句或一句，皆加译出来，因为英译本所多的，从行文上看，有时正是原文所需的。但是主体上还是遵守原文的，稍微困难之处，我都是以原文、英译及译文三种逐句对照，不妥处是减少了。

四

原书正文中常常夹用外国文，其中以法文为最多。夹用的外国文，有时是一字两字，有时是一句两句，有时是成段的，有时超过千字以上。原书中都有译注，唯译注与外国文偶有差异，译者大体上是按照正文译出。

原文版本上的小错误均曾按照上下文的事实或行句间的意义加以更正。例如一卷一部九章开首的“六月的”应为“七月的”，因为第一章开端写的是一八〇五年七月。二卷第一章中的“一年半”应为“半年”，因为尼考拉·罗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秋从军，“一八〇六年初”回家的。原文中的人名偶尔拼缀不一致，如“奥谢卜·巴斯皆夫”有时又为“约瑟夫·巴斯皆夫”。此书于七年间写成，人物众多，小节目难免记不清楚，译时均以先出现的为标准。

译本中的注释有一小部分是译者附加的，毛德的注释我几乎全部译出，此外尚有少数原有的注释。所以译本的注释共有三种，均皆于注末标明。

这个译本难免有疏忽、误解及不符原文处，如有，那是由于我的粗心和修养不够。这应由我个人完全负责，并盼望高明之士惠然指教。假如译本的误解欠妥之处是减少了，那是由于加纳特的，尤其是毛德夫妇的译本的借助（毛德为托氏好友，在俄二十三年，与托氏常相过从，毛德夫人是俄国人），托尔斯泰自认毛德的译本是极好的。

五

原文往往一句达一两百字，为了辞达而意显，故时时采取了直译意译兼用方式。有时文句简单，仅两三字，故往往在不晦涩的情形下照原文次序译出。如“她错了回答”，要顺口一点，便是“她回答错了”。俄文句法有时很像中文句法，形容词及形容句子总是在名词之前（形动词则不然），译文尽量求其合乎原文句法，同时求不太疙瘩。但有时便不觉地受了拘束，例如“一切都是一样”，有时译为“没有关系”似较妥当，这情形在总校对中尽量地改正过来了。

“有时……原本字汇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见《鲁迅全集》第二十卷六〇五页）。国语中的名词，偶尔感到不敷应用，或者是用了又不像是名词，特别是抽象概念（这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能力差）。又国语文法中的品词格位，用于翻译复杂长句时，往往难以使意义明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形，为了易解，往往将名词译成了动词或形容词，英译文及郭氏原先译本也偶有这种情形。

书中常有戏弄文字处，有时是借音，有时是借义，且有时是用外国文，好像鲁迅“肥皂”中用“恶毒妇”，这是各国文学作品中都有的，遇到这种情形，则加注解。如：

Khofs-krigs-kurst-shnaps-rat（俄文音译）
Hofskriegswurschnappsrat（德文）
御前军事香肠烧酒参议院

这是把外国字当俄国字用，含有讽刺意味。好在这种情形不很多，译者才短，只能传意而不能传神了。

原文转笔往往很突然，有如外国电影的换镜头，在叙述或描写中有时夹了很多的插笔，或冗长的追写，与中国小说的“行文”稍异，常看译品的读者想必是习惯的。

六

俄文中第二人称单数是t'ie，多数是vie，但亦用于单数时（有如英法文中的thou与you，tu与vous）。t'ie有亲密之意，而vie则是单数与多数第二身份的普通称呼。原文中注重二者区别时，则t'ie译为你，vie译为您；但在并不特别注重区别时，则二者皆译为你。

俄里versta有人译音，有人译“俄里”，译音似乎啰唆，译“俄里”则俄人口中的俄里正如我国人说“华里”似不自然。我擅自译为“俚”，仿“哩”也。arshin及saznen，通常皆译为“阿尔申”与“沙绳”。其长度如下：

哩＝一点八五二华里＝一点〇六七公里
阿尔申＝二点二二二华尺＝〇点七一一公尺
沙绳＝六点六六七华尺＝二点一三三公尺

其他度量衡名词，译文中时有注释。

军事上的名词大体上是根据“俄日军语”小册及《露和辞典》而翻译。部队及官阶，译旧式名词也许更可表现其历史性，如团译标，团长译标统，营长译管带，但为显明之故，皆照我国现用相等的名词译出，如队长译连长，大尉译上尉，其不能照我国现用相等的名词来译的，则照原义译出。

科学名词皆照普通科学翻译，但有时亦感困难，如Mass，又是“人群”，又是“质量”，一词两解。原文比较时（尾声中）很明白，译文便不如原文了。

俄国爵位，如本书所写，是三级，即是kayaz，hraf，baron，knvaz相等于王公或公侯，它的下面是graf（伯爵，与德文graf相同），译为公或侯亦无不可，但俄文中另有（书本亦屡用到）。

公gertaog（与德文herzog相同）
侯margiz
大公aertsgertsog

为免除混淆起见，曾将knyaz译为亲王，校稿时，接郭先生来信，予以指教，遂又改为郡王，因此khyagfnya译为郡妃，knyazhna译为郡主，至于书中用prints之处，则译为“亲王”。如是似较显别。

书中所用日期，除少数例外，皆为俄历，在十九世纪中，较西欧公历早十二日。

七

书中场面大，人物也多。人名地名有八九百之多（人物中尚有被描写而无姓名的，如一卷一部中的姑母即是）。这些固有名词，皆照音译（少数义译）。不过各国文字发音，都有绝难用另一种文字音译之处，中文与欧文尤甚。译音只是近似，—与r，z与s，b与p，在中文译音里没有分别，例如la与ra中文通常皆译“拉”，lo及ro中文通常皆译“罗”或“洛”，不加分别。碰巧书中有两个人物，Dolokhov与Dorokhov，若照通常译音便有问题，因此译者不得不全部加以分别，在译时与校时屡有更改。但分别与屡次更改后，仍未能满意。除少数不得不分别的系照个人音译外，大体上依然遵照一般的与郭氏的译音。方言中的音也可以找出恰合的，但又不能通用。像日本人用假名音译欧美人名那样，用国语注音符号来音译，倒是好办法，但这似乎要将来才得通行吧。非俄国的固有名词，译者尽可能按照各国文字音译，俄国的固有名词则皆依照俄文发音而译，但偶有不如英译的音更为国人所习惯的，则照英文音译，如莫斯科，照原文音译，则为莫斯克发。《圣经》上的人名地名，大都照中文《圣经》译名。

书中描写人物时，有时姓名全称，有时单称或姓或名，如“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姓）有时又称“安德来”和“尼考拉”，甚至在一句中也如此，有如三国演义中称诸葛亮和周瑜，又称孔明和公瑾。俄国人的全姓名是三个字，第一个是本名，第二个是父名，第三个是姓，如“依利亚（本名）·安德来维支（安德来的儿子）·罗斯托夫（姓）”。称呼人的名字时，要说出前两个才是恭敬，但家属好友则不然。第二个字通常是“……维支”“……累支”“……伊支”，意思是“……的儿子”，如为女子，则第二个字后边通常是“……芙娜”，意思是“……的女儿”。姓的字尾上有男女之别，如遇女子的姓，译文中有时加小姐或夫人，使之明了。俄国人姓名译成中文，往往字数很多，有时两人同名，或发音近似，难以分辨，有时一名数称（亲爱称在内），难以记忆，如：

Nikolay　尼考拉

Nikoluahka　尼考卢施卡

Nikolfnka　尼考林卡

Nikolasha　尼考拉沙

Kolya　考利亚

Koko　考考

Petr　彼得

Petrusha　彼得路沙

Pier　彼挨尔

Petya　彼洽

Petika　彼其卡

Mraya　玛丽亚

Mari　玛丽

Masba　玛莎

Mashenka　玛盛卡

译文中不及一一注明，读者遇人名时，盼稍加注意，即可头绪不乱。

译者于书末附人地名表，略加注说，以供检考。

八

书中所用标点符号，与我们平常所惯用稍有不同，有时原文标点显然不甚得宜，译者随时按文意而斟酌取舍。例如疑问号与惊叹号，原文中每有使用不当之处，译者每有更正。这也许是原书排版的错误。

原文中对话的符号为——，译者全改用“……”号，较为明显。又书中常用〔……〕于思想的前后，于叙述时的借用对话中，于摘录中。凡原文中用〔……〕的地方，译文皆保留，用“……”号；又对话中的对话，在单括线中用双括线，如“……‘……’……”。

标点方面，在“，；。”之外加用了一个“、”号，“、”号的范围小于“，”号。中文里是常用的，加用了“、”号，为帮助译文更加明白。有时长句中有叠字叠词之处，也加用“、”号。

原文中用斜体字表示加重语气，译文中加以“〇”号表示。

一九四〇年四月新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