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校附言

高地

一

一九三一年和平的夏季，得英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在八个月后，在次年“一·二八”战事后，才开始将它读完。而这时（后来知道），郭沫若先生已开始翻译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得原文的《战争与和平》，而规律地阅读此书，巧合地，又是在八个月之后，在“八一三”上海战事后。

同年十一月下旬，在警报声中，带了这部书离开南京，绕道到了武汉。在东湖边，当我所敬佩的S先生谈到各人在抗战中的工作计划时，我曾随口说出翻译此书之意。从前对翻译与小说虽然有过一些关系，然而这个工作的繁重和自己文字修养的不够，使我不敢着手。

一九三八年初，因为听说长沙方面可以找到职业，乃赴长沙。到了长沙后，我有机缘重新得到郭沫若先生的译本（一、二、三册）。论翻译，在技术上，在修养上，郭先生是我引为模范的，那时我闲着，每天将郭先生的译文与原文对看。郭先生的蓝本有删改处，因此郭先生的译本便有了需添补之处，我便顺手在译本上添补起来。同时我有了续译完毕的意思，因为续译，在我可以借用郭先生的译文，省点时间和精力。

当时我听说郭先生在长沙，待我打算去拜访时，听说他已离湘。我也就未告知他我的意思。

是年夏，得F先生的介绍，我入川教书。我转武汉入川时，所带的书只有数册，这部书也在内。

我的工作的开始，是在七七周年纪念日后，在川东铜梁。那时业余颇有闲暇，便逐日校译抄写一点，唯因为这个工作繁巨，尚不敢坚信一定会做完毕，只可说是试试看，四个月里成绩甚微。十一月底到成都，继续进行，直至一九三八年终，所成的还是很少。

在一九三九年的开始，我在蓉开始利用余暇有规律地做此工作，同年六月，我迁居新都县，继续工作，到十一月中，全部初稿竣事。不过工作并不那么顺利方便，例如夏天，日有蝇，夜有蚊，身内汗向外流，身外各种嘈音向耳朵里挤，欲求一安静之所，真觉难如蜀道。这一百万字的抄写，除了百分之一是用钢笔外，其余都是用毛笔，这也是一个不方便处。回想起来，好似经长途旅行，爬过一连串的困难，带着疲倦的愉快走到了终点。

二

做这件工作，确是近于胆大。这在内，是由于我很爱好这本书，在外，是由于我在教书之余闲暇上，建立在时间之流中的行为之贯彻的、解释的分析上，这使《战争与和平》在小说史上有了特殊地位。托尔斯泰创造了一种东西，这东西可以不复称为小说——它是开展式（Open form）的小说，与紧密式（Closed form）的正相反。佛劳拜在《波华荔夫人》中使紧密式的小说达于完善之境。它有开始，有中部，有结局，一个简单的线索在故事内各种冲突的确定解决中作结束。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超越了小说的界限，却做了从前史诗所做的任务。这好像是我们从一点到另一点观察了流动的河流之一段，觉得这段河流既不是在这两点开始的，也不是在这两点完结的。

“所以《战争与和平》不能归类于《波华荔夫人》（中文有两种译本，中华、商务——地注），Vanity Fair（伍译《浮华世界》——地注），或The Mill on the Floss，而该与《伊利亚德》并列，因为小说完结了，事情并未完结，生命之流继续向前流去。例如安德来郡王的儿子的出现——这部小说结束于新生命的开始。这部小说，自始至终，对于外在世界开了许多门户。这是托尔斯泰之前的历史小说家们所未曾试验过的。《战争与和平》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宗教，这和托氏晚年的宗教完全不同。《战争与和平》中宗教的意义是说，人的唯一基本的义务是要与生命相协调。个人与整体间的这种关系又给了《战争与和平》许多门户（Openings）。”

托尔斯泰的作品自始即引起俄国的兴趣，现在引起了世界的兴趣，因为他较之任何前辈，更能够感觉强烈，注意精确，思想深沉。使他如此有兴趣的原因，是他的观察之科学的精确性（这从来不许他任意处置他的人物和事件，而表示他所同情的方面），和这一点，就是：他是极度地忠实。他觉得生命是重要的，而艺术是生命的女仆。他想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帮助前者反抗后者。他的作品要在生命的混乱中找出秩序，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的作品是现代文学中最有兴趣、最重要的。他不愿立场远离，切断艺术与他生命的关系，不愿隐藏他的希望，就是仁慈应该胜过残忍。人生使他发生兴趣，因此人生的反映使他发生兴趣，并且艺术的诸问题即人生的诸问题：爱情、热情、死、为善的愿望。

在《战争与和平》之前他所写的许多小说之中，一再出现的主要的题目，就是一个俄国青年贵族的精神奋斗，他要从社会里人为的无益人事中解放自己，他要看见，并做那合理的事情。这种寻找只有一部分的成功。对于社会的诉状常常是动人的，但主人翁们的失败与困惑是被坦白地承认了。有时并无主人翁。例如，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他说：“应该避免的罪恶在这个故事里的什么地方指示出来了？应该模仿的善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故事里的坏人是谁，英雄是谁？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坏的。”在《吕赛尔恩》中，他说：“谁在自己的心灵中有那样不可动摇的一个善恶标准呢，他可以借这个标准而衡量过去的人生事件？”

对于善的寻求，对于虚伪的拒绝，是托尔斯泰早年作品中的主调，它的结果是强烈地怀疑，厌恶那种掠夺的、专横的、有势的人和通常被人认为英雄的人，并友善地爱那卑微的、简单的、自制的、诚实的人。这些作品是人生的研究。人物们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生命，他们为他们自己说话，有时像Balaom一样，祝福了他们显然企望要诅咒的。例如在《吕赛尔恩》中，当聂黑刘道夫郡王坚持要带流浪的音乐家进施魏采号夫旅馆时，我们觉得他使得这个可怜的歌者多么不舒服，虽然托尔斯泰要我们感觉的显然不是如此。

《战争与和平》较之以前的作品是更加成熟，它是在托尔斯泰婚后生活的初期里写作的，这时候他对于自己、对于生活的一般情形更加满意，他对于人事的态度较之以前及以后是更加容忍而又同情。

他（托氏）向我（毛德）说，在《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里，他的目的只是娱乐读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句话，但是必须读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才可看见在两书之中，托尔斯泰的热情的性格表现了他的爱、恶、奋斗、渴望、希望与恐怖。

我问过托尔斯泰为什么在“何为艺术”中他把这两部小说放在“坏艺术”的范围内，他的回答正如我所希望的，他说，他绝不认为它们坏，但是他贬谪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太长，它们主要的是为有闲的、有钱的、有工夫读长篇小说的人而写的，因为别人写粗劣的小说给他们读。关于《战争与和平》，他说，“我们要认为它是无害的，但我们绝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影响人们”。于是他惋惜地提起：萨哈润教授的一个女儿曾向他说，因为他的小说，她有了跳舞会与夜会的爱好——这两件事，在我们谈话时，他极不赞成。一八〇五到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兵的伟大戏剧，只是就它对于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家人的影响方面，在小说中加以描写。

在这部小说的许多潜隐的主题之中，假若我们能选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则这个主题便是托尔斯泰所心爱的论题。他沉默地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该同情什么，我们应该拒绝什么？回答是：那掠夺的、做作的典型，如同历史上侵略的法国人所例示的，以及俄国的这类人物，如爱仑、阿那托尔及道洛号夫，是他所厌恶的。他爱那谦虚的、温顺的、诚恳的玛丽亚·卜那东·娜塔莎（在幼年时是那么冲动的、美丽的，后来在她的家庭中是那么专注），彼挨尔（他常常谦虚，总是诚恳，委身于思想与理想）。

这部书介绍了许多人物，他们都描写得那么清晰，我们认识他们，甚于我们自己的朋友。它描写自摇篮至坟墓的人生深刻的经验，仔细读这本书，便是更认识人生，更清明地、严肃地观看人生，甚于从前。

托尔斯泰或者当得起说这话，就是他关于射恩格拉本、奥斯特里兹及保罗既诺诸战役的历史，比之历史学家的历史是更真实。屡立战功的N．N．牟拉维夭夫总司令说他从未读过一种战争的描写比托尔斯泰的射恩特拉本战役的描写更好，并且凭他自己的经验，他相信在战争中，总司令的命令是不能够执行的。

在他写这本书时，托尔斯泰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他有了这种思想，就是反抗战争，并拒绝参与战事，是人的义务。

他的忠实和亲自的战争经验，使他把战争描写得那么精确，它的结果等于一个罪状。如克罗泡特金所说的，《战争与和平》是对于战争的一个强力的控诉。“这位伟大作家在这方面对于当代的影响，可以确实在俄国看到。这是很显然的，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时，不能够在俄国找到任何一个通讯员说‘我们用葡萄弹扫射敌人’，或者‘我们如何打倒他们如倒九柱戏’。”

托尔斯泰向我说过，他认为此书的弱点，在冗长之外便是在小说中掺入了一种哲学。关于“大”人物的影响与重要，关于命运与自由意志，他的意见是和写此书时的意见相同，不过他认为，若无这些抽象的论说，这本小说便更好了。

这本书里的人物不是严格地从生活中模仿的，但大体上，托尔斯泰父亲的家庭和相当范围内的他夫人的家庭是由罗斯托夫家代表的，他母亲的家庭是由保尔康斯基家代表的。很多地方，老保尔康斯基郡王便是摹写托尔斯泰的外祖父福尔康斯基郡王，玛丽亚郡主是摹写托尔斯泰的母亲，老罗斯托夫伯爵是摹写托尔斯泰的祖父依理亚·托尔斯泰，尼考拉·罗斯托夫是摹写托尔斯泰的父亲尼考拉·托尔斯泰，娜塔莎是摹写托尔斯泰的小姨塔蒂阿娜·别尔斯，索尼亚是摹写他的姑母塔蒂阿娜·爱尔高斯卡亚。道洛号夫是名旅行家台阿道尔·托尔斯泰郡王与亚历山大一世时莽汉道罗号夫的混合。

许多次要的人物，如部锐昂小姐、依凡奴施卡——穿男子衣服的女参圣者，是从雅斯那雅·波里雅那那里福尔康斯基家的有来往的人临摹的。

这本小说几乎包括了托尔斯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验：书中有贵族与农奴，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作战的与平时指挥官、军官和兵士，外交官与朝臣，诱惑、爱情、跳舞会、狩猎和口头上的改革运动。托尔斯泰所未表现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中层阶级的社会：商人、制造家、工程师、店员的社会。当然，一百年前，这些人在俄国占了比较次要的地位，那时实际上并不像英国县议会、郡议会、国会这样的政治活动。托尔斯泰心中没有这一切，他对于人生的观望只限于消费的贵族和生产的农奴，这在以后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社会的教训。他的内弟说托尔斯泰当我的面承认自己的骄傲与虚浮。他是一个狂暴的贵族，虽然他总是爱乡民，但他更爱贵族，对于中层阶级他怀着厌恶态度。在他早年的屡次失败之后，他成了声名远播的作家，他常常承认，这给了他很大的喜悦和强烈的快乐。在他自己的言语中，他愿意觉得自己既是作家又是贵族。

当他听到了他的旧友或朋友做了高官，他的议论便如同苏佛罗夫（叶卡切锐娜女皇时的大元帅）的意见，总是认为在朝廷高升，是由于逢迎与谄媚，绝不是由好工作。有时他讽刺地说，虽然他自己没有在炮兵队中做到将军，无论如何，他在文学上做到了将军。

贵族与农奴的简单世界，没有什么组织，即便有也是陋劣的，这种世界里的罪恶因为仁慈与好意而减轻，并且在这种世界里，就大体上看，政府对于任何人或任何事的干涉愈少便愈好——这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时的旧俄罗斯，在托尔斯泰年轻时还是如此。他异常生动地描写了这个世界，使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不相关的国家与时代。由于受他的观感的限制，对于他以后意见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里无须讨论。它并不损害这部小说，因为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表现人生的整体，但它对于他后来哲学的形成有了严重的影响。对于几种重要的人类典型，他毫无概念。例如乔治·司提芬生的典型，他控制自然界的野力，驾驭它们为人类服务——起初这么做是为了有效率地工作——这他毫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西德奈·外布（S．Webb）的典型，他的困难的工作是从现代文化的局部混乱中求出社会秩序；他也不知道我们伟大工业的事业中最好的组织者，他们的心志要使许多工作做得好而无摩擦与耗费，对于他们，一个困难计划的顺利完成，较之不劳而获财富，是更大的满足。托尔斯泰把人生问题太简单化了。他在掠夺的与卑微的典型之间做了显明的对照，在他的表现中有很多的真理。他说生活是卑微的人支持的，并且被掠夺的人弄艰难了，这是对的，但是在他的计划中，他省略了有组织才能的人。这种人知道如何达到他的目的，但他这么做主要是由于良好的动机。这种人不是完善的，他或许获取了多于他应得的，并且或许有掠夺型的某种倾向，但在大体上，他当得起他的报酬，也许不只是当得起，并且没有了这种人，世界上便会发生更大的混乱，而有更少的秩序。托尔斯泰在他晚年的著作中说过俄国饥馑的原因是希腊教会，他说的对。希腊教会麻醉并且妨碍思想，甚至使人在农业上也无用。但由于同样的理论，他该能够看到，思想的生产、分配、交易方法上的应用，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这样地革命了西方社会，这种应用的本身不该当作坏的，无论它的许多表现是多么丑陋，无论我们怎么常常看见组织型与掠夺型表现集于一身。

我不能够批评《战争与和平》好于我以前在该书译本序文中所说的，我在那个序文中说：

“这本书是托尔斯泰三十五岁时开始写作的，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通常是精神愉快的。

“没有东西比《战争与和平》中大部分的事件更简单。家庭生活的日常事件：兄妹的谈话、母女的谈话、分别与重聚、狩猎、节日庆祝、跳舞、玩牌等等，一切都可爱地如同保罗既诺战役一样描写在艺术的杰作中。无论这本书的目的如何，它的成功不在它的目的，而是托尔斯泰在这个目的下所做的事，这就是说，是在高度的艺术的成就。

“假使托尔斯泰能够使我们的目光注意在那占据他心灵的东西上，这是因为他能够完全操纵他的工具——艺术。大概没有很多的读者注意那指导并鼓动作者的各种思想，但都被他的创造所感动。各界人士——欢喜以及不欢喜他后期作品的人士——一致称许这本惊人作品中异常的才艺。这是不可玩的，征服一切的艺术力之一个名例。

“但这种艺术不是自己发生的，它不能够离开深思与深感而存在。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感动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是它的形式之明朗与色彩之生动。好像我们看见了被描写的人事，听见了被发出的声音，作者并不现身说法，他写出他的人物，让他们说话、感觉、行动；他们是那样地做，他们的每一动作是真实的，惊人地精确的，完全合乎被描写者的性格。好像是我们和真正的人在一起，并且看见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所能见的更清楚。我们不但能够分别每个人物的言语与感情，而且还能够分别他们的态度、他们心爱的姿势和他们的步态。重要的发西利郡王在非常的、困难的情形下，须用足趾踮着走。作者知道他的人物走路确是如此。我们看到：‘发西利郡王不能够好好踮脚走，他的全身每走一步即发抖。’作者同样明了地、清晰地知道每个人物的动作、感觉与思想。这些人物在我们面前出现后，他既不干预他们，又让每个人物自然地行动。

“托尔斯泰描写景物，通常只以人物心中所反映者为限，他不描写路旁的橡树，不描写娜塔莎与安德来郡王不能睡眠的月夜，但他描写橡树与月夜对于安德来郡王所生的印象。他通常描写战争与历史事件时，不告诉我们作者对于它们的概念，却描写它们对于故事中人物们所生的印象。射恩格拉本战役主要是以它给安德来郡王的印象来描写的。奥斯特里兹战役是以它给尼考拉·罗斯托夫的印象来描写的。皇帝在莫斯科的出现，是以它在彼洽心中所生的激动，反对侵略的祈祷之效果，是以娜塔莎的情感。托尔斯泰不在任何地方出现于人物之后，或抽象地描写事件，他用那些供给事件材料的人的血肉之躯来表现它们。

“在这方面，这部作品是一件艺术的奇物。托尔斯泰不是把握一些分离的特质，而是把握一种整个的活的气氛，这气氛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周围是不同的。他自己提起罗斯托夫家的‘亲爱的家庭气氛’，但还有别的例子：斯撇然斯基周围的气氛，罗斯托夫们的‘伯伯’周围的气氛，娜塔莎看歌剧时的莫斯科大戏院的气氛，尼考拉所去的军医院的气氛，法军准备攻击的拥挤的桥上的气氛等等。进入这些气氛的，或者从这种气氛走进另一种气氛的人物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并且我们也是这样。

“这样，最高的客观性是达到了，我们不仅看到人物们的行为、相貌、运动和言语，而且他们的内心生活也同样明白清晰地向我们表现了——他们的灵魂和心都显露在我们面前。读《战争与和平》时，我们沉思（Contemplate）这位艺术家所叙述的对象。托尔斯泰是一个异常的写实主义者，他同样地向我们表现人物们优美的和可鄙的特质。他不吝向我们描写娜塔莎对于阿那托尔的迷恋，他不故意描写娜塔莎为家庭的母亲时还保持幼年的美丽。当他这样处理他的最动人的人物时，他对于无赖牌的骗子道洛号夫的勇敢、坚决与领袖才能是十分公正的。此外，没有人能够怀疑他同情他的祖国被侵略，当他叙述俄国从外国压迫下解脱时，他不受到爱国骄傲的引诱。他处置俄军生活的暗面和它的许多缺点时，是多么忠实！

“精神生活的最优美和最深奥的方面都同样明朗地、确实地描写出来了。在奥特拉德诺的罗斯托夫家节日无聊的感觉，俄军在保罗既诺战役紧张时的感觉，娜塔莎的幼年的骚乱，老保尔康斯基在记忆力衰退和将中风时的兴奋，在托尔斯泰的叙述中这一切都是生动的、活的、确实的。

“这是作者兴趣集中的地方，因此读者的兴趣也在此。无论那些被处理的事件是多么重要、巨大——或者是在沙皇莅临时人群拥挤的克里姆林宫，或者是两个皇帝的会面，或者是枪炮吼鸣，伏尸数千的恶战——没有东西阻碍作者对于个别人物内部精神的坚定的观察。好像他只是注意事件对于人的灵魂所生的影响——只注意每个灵魂所感觉的，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事情。

“托尔斯泰从事于表现俄国史上最英雄的时代，在他对于主题之各项困难的争斗中，他获得了胜利。

“我们面前是一幅抵抗拿破仑侵略并对于他的权力给予致命打击的、奇异的俄罗斯全景图。这幅图画画得毫不夸张，并且显示了当时思想、道德、政治关系上的许多阴影与丑恶可怜的情状。但同时，那拯救俄国的力量也为他描写得很动人。

“人的灵魂，在《战争与和平》中，以无比的真实描写了出来。被表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人生，却是为他们空间、时间、环境的限制充分解释的人物们。例如，我们看到个人是如何生长，在第一部里带着玩偶跑进客室的娜塔莎，在第九部中进教堂的娜塔莎，实是在两种不同的年龄中的同一个人，不仅仅是隶属于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年龄，如我们在小说中所常见的，作者还向我们指示出这种发展的中间阶段。同样地尼考拉·罗斯托夫发展着，彼挨尔从一个青年而成为一个莫斯科贵人，老保尔康斯基变衰老，等等。

“托尔斯泰的人物们的精神特点是那么清楚地显见，那么特殊，我们可以看到有血统关系的人物间的家庭相似处。老保尔康斯基与安德来郡王显然是有相同的性格，不过一个年轻，一个年老。罗斯托夫家，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却表现了共同的特色，而且是那么非常地复写了出来，他们化成各种色度，我们能感觉到却不能形容。例如，我们能够感觉到甚至冷酷的韦尔可以是一个真正的罗斯托夫，而索尼亚的更悦人的性情显然是源于另一根源。

“非俄国的人们表现了一种很困苦的试验，因为假使托尔斯泰愿意对于所表现的各国的人加以传统的俄国见解，则我们从英国人的观点上来看，便立刻注意到这种表现的虚假。例如，我们看法国人部锐昂小姐或拿破仑自己，奥国和日耳曼的将军马克与卜夫尔，或阿道夫·别尔格（不过我们现在对于日耳曼的军事能力较之托尔斯泰在六十诸年更有敬意），我们容易认出法国人的法国性和日耳曼人的日耳曼性。至于书中的俄国人，不仅他们每一个人是彻底俄国式的，甚至他们每个人所属的阶级与环境也是容易分别的。例如，斯撇然斯基，我们少看见他，他从头到脚是一个‘神学学生’，神学院的产物。

“他们心中所发生的一切，每种感觉、情绪或激动，都是清晰的、真实的。托尔斯泰从未有过这种普通的错误，使一种简单的心理状态永远支配着任何人物的心灵。例如，我们想想娜塔莎，她的精神是那么强烈、饱满；在她的心灵中，一切是热烈的：她对虚荣，她对未婚夫的爱，她的美仪，她对生命的饥渴，她对亲戚的深情等等。或者想想站在冒烟的炮弹之前的安德来郡王。‘这能够就是死吗？’安德来郡王想着，用全新的羡妒的目光看着草，看着艾和转动的黑球所冒起的烟缕。‘我不能——我不想——死；我爱生命，爱这个草、这个土地、这个空气。’……他想着这个，同时记得人们看着他。或者是安德来郡王对库拉根所怀的愤恨情绪和他的奇怪的矛盾，或者是宗教的、爱情的、孝顺的玛丽亚郡主的情绪变化，等等。

“我们看不见人类的尊贵，这或者是由于各种的缺点，或者是由于我们把别种品质估值太高，并因此而用聪明、力量、美丽等来测量人们。托尔斯泰教导我们深入他们的外表。有什么能够比尼考拉·罗斯托夫和玛丽亚郡主之更简单、更寻常、更柔顺呢？他们没有光彩，没有能力，不超过常人的最寻常的水准。然而这些在最简单的人生大道上静静地行走的简单的人都显然是可佩的人。作者对于这两个人所加的不可抗拒的同情是《战争与和平》中最大的成就之一，这两个人似乎那么渺小，但真正是精神之美的匹俦。尼考拉·罗斯托夫显然是能力很有限的人，但作者说，‘他有中庸之常识，这指示了他什么是他应该做的’。

“确实，尼考拉做了许多笨事，不显得他了解人们或环境，但他总是了解什么是应该做的，而这种无价的智慧总是保存了他的简单热情的性格之纯洁。

“有说到玛丽亚郡主的需要吗？虽然有她的弱点，这个人物（她代表在托尔斯泰两岁时逝世的他母亲的意象）却达到这样纯洁与温柔，有时她好像戴着圣灵的光轮。

“关于隐藏在人类灵魂中的，在热情的表现之下，在利己、贪婪与兽性之下的东西，托尔斯泰的表现是极巧妙的，使彼挨尔与娜塔莎远途的情欲是很可怜、很无知的。但读者看见在它的后面，这些人都有颗金心，我们从来不怀疑，在需要自我牺牲时，或者在需要对于好的与可佩的东西表示无限同情时，这些心会发生温暖的现成的反应。这两人的精神的美是非凡的。彼挨尔——一个长成的孩子，具有魁梧的身躯与可怕的色欲，一个不实际的无理性的孩子——在他自身之中，联合了灵魂之儿童般的纯洁、温柔和一颗单纯的因此是崇高的心，和这样的性格：对于这种性格，一切不荣誉的事情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可解的。他好像小孩一般，没有惧怕心，不知道罪恶。娜塔莎是一个禀赋了充足精神生活的女孩子，她既无时间也无心愿将这种充足的生命化为抽象的思想形式。她的生命之无限充足——这常常把她带进狂醉状态——引她发生了可怕的错误，即是她对于库拉根的无知的情欲，这个错误后来由严酷的苦痛抵赎了。彼挨尔和娜塔莎是这样的人，由于他们的本性，他们不得不犯许多错误，并遇到很多失望。好像是和他们做对照，作者介绍了一对快乐的夫妇，韦和阿道夫·别尔格，他们不犯错误，不遇到失望，把他们的生活布置得很舒适。托尔斯泰暴露了这些人的一切琐屑与微末，我们不得不惊讶作者约制了自己，绝不嘲笑地或愤怒地处理他们。这是真正的写实主义，确实的真理！库拉根、爱仑和阿那托尔也描写得同样真实，这些无心的人物是不吝啬地描写出来了，却没有处罚他们的意思。

“在这一切不同的人物与事件之中，我们觉得有某种坚固的、不可毁的、为他们的生命所寄托的原则。家庭、社会与婚姻的义务是明白可见的，善与恶的概念是清楚的、永久的。向我们指示了高级社会与要人四周的不自然的生活，托尔斯泰对照地写出了两种确定的真正的生活范围——家庭生活与作战军队的生活。两个家庭，罗斯托夫家与保尔康斯基家，向我们呈现了那种为清楚的无疑的原则所指导的生活。为实践这些原则，两家的人规定了他们的义务与荣誉，他们的尊严与满足。同样的军队生活（托尔斯泰在某一处把它比之一群昆虫）向我们呈现了十分确定的责任与人类尊严之概念，所以，简单的尼考拉有一个时候甚至宁愿留在军中而不愿回家，在家里他不能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托尔斯泰的著作是纯粹俄国式的，有时读他的著作，可以看到俄国人与我们在思想及情绪上的差异。但更值得注意之处，是他深入人物灵魂的方法使我们相信：他的俄国人物是和我们天性一样的，并且那创造我们的力量‘一样的血液造成了各国的人’，无论我们在表面上会有多少差异。”

《战争与和平》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完全的人类生活的图画，一幅完全的那时的俄国的图画，一幅完全的民族斗争的历史画，一幅完全的寄托人们的快乐与伟大、悲哀与羞辱的事件的图画。它是一部如此惊人伟大的作品，虽然许多人感觉到它的伟大，很少人了解它是如何伟大。托尔斯泰这个人表露了生与死的秘密、历史的意义、民族的力量、死的神秘、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实质，这就是他所处理的题材。这些问题是那么容易，任何不经心的读者都可以在闲时拿起这书而希望领会它们吗？《战争与和平》既是一个试验批评之品质的试金石，又是对于那些打算批评它的人们一种阻碍，这不是奇怪吗？

批评这样的一部作品时，我们要当心，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位俄国的批评家评论得对，他说，这部书的意义被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得最好，“没有简单、善与真，即没有伟大”。

托尔斯泰觉得一般人太把拿破仑看作伟人而不怀疑他的品质，而拿破仑却正是那种自私的掠取的典型，倾注他人的生命如水，托尔斯泰根本就厌恶这种人（他也恨彼得大帝）。当我们承认这话的时候，我们认为他的诉状是可佩地写出来的，并且含着很多真理。托尔斯泰对于所描写的历史剧景的实际事件很小心的是，他绝不把他不能保证的言论放在历史人物的口中。

附记：原来写的是“作者与本书”，关于作者的部分，在一九四〇年重庆轰炸期间，因稿存文协，而文协屋漏，致字迹模糊，不能付排，复觉无须再写，遂只有关于本书的这一部分了。

——地。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