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五年（1021），朱说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盐的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淹没良田，人民苦难深重。朱说出身于中下层百姓，对百姓的苦难有天然的敏感性。于是，朱说奏请江淮转运使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筑堤。
当时就有人指责他：“越职言事！”越职言事是一件很犯忌讳的事情。对于行政官员，越职可能会触碰其他人的管辖范围，容易让人联想到谋取私利。
朱说道：“百姓都跑了，我到哪里去收盐？筑堤坝、安百姓就是我的分内之事。”朱说这么说多少有些牵强，但他不是在谋求私利，这是对百姓苦难的同情，是一种质朴的情感。
有人批评说：“筑了海堰，难以排水，易出现积水。”
张纶坚决的支持朱说，说道：“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显然，这是有思辨、有理性的驳斥。
天圣三年（1025），朱说升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期间也出现过连降大雨，发生地质灾害，两百余人遇难。这时舆论又开始甚嚣尘上，说死了两千多人，快停吧……还好总有一些做事的脊梁挺住了。
天圣四年（1026），朱说母亲谢氏病逝，朱说辞官守丧，守丧期满，朱说奏请仁宗皇帝，将名字改为了范仲淹。守丧期间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范仲淹多次表示工程一定要继续，若有事故，朝廷追责由他一人承担。张纶自然是不需要他去承担什么责任的，却对范仲淹暗自赞叹。
工程顺利完工，命名为“范公堤”。很难理解范仲淹为何在丧母后一定要改姓，从两岁起继父待他如亲子，难道可以用改姓来回报这恩情吗？对此，他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解释，那是他心中一片不能被外人触碰的领地。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为母守丧期间居南京应天府。这时恰值晏殊被弹劾，任南京留守。晏殊了解了范仲淹的才学与人品，邀请范仲淹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果然范仲淹也不负众望，书院学风焕然一新。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极力推举范仲淹。不久，晏殊也回到了枢密院，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有两府高官的推举，仁宗皇帝召范仲淹入京，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范仲淹正式进入馆阁。
新科进士除了像蔡齐、王拱辰、韩琦这样的状元、榜眼排名极靠前的甲科进士外，其他人任的都是低级别的小官儿，大多在偏远的州、县，任期一满就再换一个地方，提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普通中下层的宦游官吏进步成为京官、进入馆阁是人生的巨大一步。范仲淹依靠个人的努力与执着，但不能不说也充斥了人生的机遇，张纶、晏殊、王曾等高官在范仲淹人生恰值需要帮助的时期，伸出了及时而有力的援手，为他搭建了重要的人生阶梯。
范仲淹洋洋洒洒万言的《上执政书》，也成了十多年后“庆历新政”改革的纲领，这和二十多年后王安石的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及其主导的“熙宁新政”是何其的相似。范仲淹更应该感谢的是时代选择了他。
范仲淹的同年庞籍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乾兴元年（1022）庞籍就被举荐在汴京任职，但举荐他的是他在黄州任职时的老上级夏竦。现如今满朝都在质疑夏竦的人品，这也令庞籍感到些许尴尬。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到京做秘阁校理。这类馆职实际就是大宋高级文官的预备队。大宋初年，帝王为昭显文治武功，大量回收五代诸国的书籍、文物，集中于首都开封，遂在宫门附近建了三个类似图书馆功能的建筑。分别是东廊昭文馆、南廊集贤院、西廊史馆，三馆总称崇文院。起初三馆在专业上有分工，从命名也能看出来。随着收集的书籍、文物越来越多，就逐渐迁往崇文院的中堂，这个建筑后来被称之为秘阁。因此，馆阁也称为三馆加一阁，每年也都会不定期的吸纳优秀人才进入馆阁工作，负责整理、编纂、校对这些文字材料。
既然是高级文官的预备队，进入的条件就很苛刻，仅仅是登科的进士是远远不够的，通常需要朝廷要员的举荐，还要参加规定的严格的考试。如果遇到王安石这样的顶级人才，性格孤僻不合群，不愿参加考试，不积极追求仕途进步的也可以不考，只要“屈尊”来了就行。但这样的个例空前绝后，更多的是像司马光那样的，即使是甲科进士也得努力写论文、托关系、找门路，颇费一番周折，终于进了馆阁也会激动的大哭一场。在三馆任职不仅极其荣耀，而且能够经常面见皇帝，皇帝会不时的与他们讨论问题。馆阁通常被认为是通往两府三司的极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