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制度谬误：教条主义妨碍改变

我们，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一些伊斯兰教信徒的恐怖活动尚算不上。“伊斯兰国”基本上已落入历史尘埃，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带来的威胁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过度夸大了。同样被夸大的还有在尼斯和柏林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惨烈程度：信仰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在西方国家造成的死难者远少于美国枪击案中的罹难者以及德国交通事故中的遇难者。如果政治领导人真的要保护其选民免于死亡的威胁，倒不如考虑修订美国的武器法案以及为德国的高速公路设置限速，效果将会明显得多。

那么我们必须着手解决的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奉行物质至上的涡轮式资本主义导致了成瘾性消费，这一制度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据我看来，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优先解决的或许更为重大的问题。因为只要有它在，建设性地应对所有潜在的挑战就会困难得多，甚至寸步难行。这里我指的是教条主义。

教条（希腊语中本意为“观点、原理”）说的是那些其真实性不允许被质疑的陈述。在宗教中，它首先指代的，只是所有教众一致认可的信条。基督神学的核心教义，说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被杀死却又复活，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入了天堂。这些“启示”在异教徒听起来可能匪夷所思，但对于该宗教的追随者而言，质疑它们毫无意义。那些属于教众信仰的核心构成部分，既不接受证成，又不接受反驳。我信它，我就是基督徒；我若不信，我就是异教徒。

上帝之子的复活是被作为孤立事件看待的，这一教条的追随者并不因此而拒绝接受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的法则。普通人被处死以后不会复活和飘向云间。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对此拥有共识。但还有大量的宗教教义需要其追随者扭曲对现实的感知。

在中世纪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梵蒂冈的思想掌控者依然只认同那些符合天主教世界观的科学认知。后果就是：太阳必然围绕着地球旋转，地球无可动摇地居于宇宙的中心。持有不同见解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不得不屈服于宗教审查机关，否则就要为了他们对真理的挚爱付出代价，可能是生命。公元1600年前后，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被处死，因为他宣称：宇宙无限且无涯，因而它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也当然不会有彼岸。布鲁诺甚至已经预见了太空飞行，并开启了精神上的奔月之旅等。异端裁判所的裁判官裁定其为“假消息”，并下令将这位“异见者”置于木垛上烧死。

宗教世界的教条和世俗世界的教条之间的界限变幻无常。又或许，宗教教条不过是一些强有力的糟糕理念，只是被其原创者升格为宗教启示罢了？有那么多人宁愿生活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之下，无论它意味着什么，也无论这些思想如何令人信服，都无法完全理性地进行解释。但人性往往意味着行事矛盾，不仅遵从逻辑和因果关系，还至少受到情感的牵制。而且只要我们不伤及他人，我们就可以恣意生活在任何宗教教条中。

假如教条主义妨碍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最大限度地放松管制最终将为所有人带来富足（作为涡轮式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这样一种教条，它的正确性早就因持续已久的生态崩溃及寡头卡特尔的出现而备受质疑。但左倾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仍对其笃信不疑。

教条主义者无视任何有可能动摇其笃信之物的论据，同时又更急迫地吸纳一切看似巩固其立场的只言片语。因此习惯于教条主义思维的人会轻易陷入假新闻和阴谋论的泥沼，沉迷于那些对于客观观察者而言显然是无稽之谈的论断。而“社交媒体”在我们这个致命的信息社会里，正像一个个教条的助推器，令假推送在Filterblasen这样的新闻频道中被成千上万次转发、分享。

实用主义亦非良策

我们怎样才能翻越教条主义的藩篱？答案似乎非常简单：只要把注意力投向其对立立场，以“实用主义”的取向着手应对每个问题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听起来倒是不错，也常常被推荐作为教条主义的治愈良药。它却从不可能尽其所用，因为实用主义这一以事实和效果为导向的行动理论未能被充分注意到——用康德的名言来说，就是“人性这根曲木，决然修剪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我们虽然常常标榜着将完全客观，但思维和行动从来不纯粹依赖理性，依赖冷静的因果逻辑。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恐惧、希望、先入为主的定见，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始终掺杂在我们的思考当中。当谈到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时就更是如此了，它们实实在在地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教父”）的初始假设是：市场主体始终依理性行事。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恰恰是因为他对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反驳。我们最好是依理性行事，但“正确与否”不过是决定我们有意或无意展开思考和行动的多元标准之一。我们竭力追求可靠的解释和有效的策略，然而我们也希望体验喜悦、爱和美好。我们如此声称，私下里相信的却可能是其反面。我们知道，对自己和他人不诚实绝非好事，但这毫不妨碍我们肆意地玩弄真相。

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清楚了解，一个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垮掉的。不过这次，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那么教条主义的另一端究竟是什么，如何解放思想的禁区？当有人在一次讨论中向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被问住了。我知道实用主义不会是答案，我也能明白地解释，为什么自诩实用主义者的那类人不可能纯粹靠理性和客观性行事——一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其主观的待人接物处置方式、潜在的个性，以及自身的行为节奏。就算被他本人忽视了，这种“人性的因素”依然强劲地贯穿其中。我阐述至此，答案便越发清晰了：教条主义的另一端是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者会声称一种说法不容怀疑。相反，怀疑主义者把所有假设同等地放在检验台上。那么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圣玛丽亚”号探险船的大副说：“恕我直言，地球是平的。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航向行进，就会越过天际坠入宇宙！”“谁说的？”哥伦布问道。该大副一脸震惊地望着他，说：“除了那几个已经被烧死的脑子不正常的人以外，所有学者都是这么说的。”“要是他们说的是对的呢？地球果真就是圆的，”哥伦布回答道，“或许我们就能到达地球的另一端。”当哥伦布下令鼓足风帆，向众人皆以为然的地球边际全速前进的时候，人们记录下了时间——1492年。浑身战栗的海员们与大副紧紧攀住桅杆和舷栏。这位大副为了避免最糟糕的状况发生，“以上帝及其永恒真理之名”发起反叛。但在推翻哥伦布之前，“圣玛丽亚”号已然越过了假想中的地球边际，自然也没能坠入宇宙。

故事接下来的走向大家不得而知。那些令地球以煎饼形象悬浮于宇宙之中的图示时至今日唯一的效用，就是说明思想禁区的荒谬性。“地球确实是圆的”，那些脑子不正常的人赢了。像古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勒密（100—160）一早预言的那样，“地球和澄澈太空里的其他天体一样都是在宇宙中围绕各自的环形轨道旋转的。”

不过托勒密的这个世界模型随即也遭遇了同历史悠久的天圆地方理论一样的命运：哥白尼借助天体力学将之推翻了。哥白尼的模型与观察到的现实更为吻合，用太阳取代地球占据了中心。不过哥白尼的学说也存在诸多谬误，得到了后来者如第谷·布拉赫、牛顿以及开普勒基于计算和观测基础上的修正。倘若教义守护者鬼使神差地把哥白尼的学说及其诸多不足升格为教条，我们搞不好今天还深信不疑：太阳在宇宙空间里不过是静静地悬浮着，旋转的只是围绕着它的诸多行星……

我们必须将精力集中在怀疑主义上，以克服教条主义生成的思想禁区。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不是从根本上质疑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并不准确，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各种假说永远是有欠缺的。

这也是我的立场：我们永远无法获知全部真理，但是凭借批判性和怀疑性思维，我们能够逐渐靠近真理。为此，我们必须构建出可以验证、完善，或可以证伪的模型和理论，并且我们还得时刻提醒自己那不过是模型。反之则是行不通的：作为人类的我们不具备采取完全客观立场的能力，我们以为一个理论当真可以被验证为“绝对的真理”，那不过是我们可感知到的世界的彼岸。

叙事的竞赛

许多文明在其早期都流传过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它蕴含着所有光辉的愿景，团结着人群当中的大多数。整个西方，乃至西方之外的基督徒都曾憧憬过末日审判之后理想的彼岸世界。启蒙运动的先锋将伊甸园从天国拉回地面，引向乌托邦——一个存在于未来的正义国度，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和平、有教养又多产。

当谈到实现目标的时候，上述这类美好的愿景总是会被提及。不光是对个人，对企业、社会或人类整体都是如此，就像是乐于探险且积极投入的那些人，在艰巨的出征任务里，总是向着共同的目标看齐。

可这种令当下的许多人神往的美好光景在哪儿呢？我常常遭遇这样的答案：“哪还有这么天真的人”“我们正处在浪尖之上，从这儿出发，怎么走都是下坡路”。对此，我绝对持不同意见。我们是有选择的，是否以及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但这样一个答案还涉及另外一个事实：一旦人们坚持认为“一切都在走下坡路”，那么这种宿命式的随波逐流搞不好真的助推他们实现了某种晦暗的未来预期。

你、我、我们所有人对于塑造现状拥有很多力量，它远超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是只有当我们有意识地置身其间时，那种塑造才孕育着目的。为此，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世界才会得到改变。因而，我们需要一个主观的、有说服力的，以及可靠的世界观。为了逃离那些夺人眼球、摄人心智，又颠三倒四、无关紧要、耸人听闻的混沌，我们必须令自己对未来抱持的愿景发散起来。

在这一方面颇有启发的典范是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者到19世纪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在托马斯·莫里斯于1516年阐述了他最初的乌托邦理想后，一番别开生面的努力历程便开启了，大家竞相找寻通向此处的最好路径以及塑造理想集体形式的最佳方案。从来没有哪一个乌托邦的愿景曾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就如同基督教派中竞相产生的对伊甸园及人们如何抵达此处的不同解读。但数百年来，大家对公平正义国度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指导理念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有争议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围绕它竞相展开的努力鼓舞着所有参与者，激励他们最大限度地付出。

不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未来最美好愿景的向往已沦为对五花八门的特立独行的标榜，沦为一浪胜过一浪的刺耳又耸动的叙事，只为获得关注度、赢取选票，以及提升购买量和点击率。至于内容如何，无关紧要。事实、谎言或是添油加醋，没人关心，一波爆炸性新闻后接着另一波，反正下一刻就会被遗忘，新出炉的更耸人听闻的消息会取而代之。又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们被不断重复，直到一部分人信以为真，并在这一虚幻的基础之上成就智慧和行事准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点发散又充满压力的社会里。政治和传媒领域中不乏形形色色的哗众取宠者，用危机的假象和花边新闻、夸张耸动的叙事、诡异的假新闻及谎言使我们难得片刻清静。难以忍受的不是我们不断绷紧的神经，而是他们所用为何以及用意何在。人类是哺乳动物，没有什么比压力能更有效地触动我们。

分泌多巴胺也是有代价的：当大脑区域接受命令时，会产生压力激素，随即它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导致我们丧失字面意义上的部分理智。作为理性思维栖息地的大脑皮层将暂时切断联系，或至少大幅降低其活跃度。这一进化中形成的机制千年以来为人类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我们只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我们无意识地行事，轻易地被操纵，被目标所吸引，而不事先对其进行检验性批判，因为我们的理智暂时处于封闭状态。

如果我们易被操纵的特性被他人滥用，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将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某项客观上会使我们自身、我们所在的群体甚至整个物种蒙受伤害的事业。群居动物的易操纵特性可以令我们将自身置于对某种假想灾难的恐惧和惊骇当中，也可能沉湎于对其他据称会对我们构成伤害的族群的仇视当中。而这正是我们这个危机社会和压力社会中正在不断发生的事。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和其哗众取宠者在墙上涂绘了成百上千的恶魔形象。给予我们压力的刺激持续不断地扑面而来，长此以往，例外成为常态，我们时刻处在一种战斗或逃亡的状态中，持续远离我们的理智，使我们无力深究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信息。

眼前皆是对关注度、权力和追随者大张旗鼓且无休止地争夺，这是一场不问事实和思想，仅靠耸动言论和情绪展开的战争。只有疯话一般的胡说八道才上得了头条。谁能最有力地撩拨起受众的情绪，谁就赢了，哪怕只是为了几天、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直到下一则推文或下一条推送将成千上万个肾上腺发达的关注者的压力激素水平快速拉升到一个新高度。真、假，抑或杜撰，无人关心，敲击鼠标以及由此产生的点击量才是我们这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的信息社会里的硬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