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的研究

人口迁移活动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停息过，大规模的移民迁徙现象在我国也出现过，但这一现象真正引起社会学家的强烈关注和研究兴趣却是在最近几十年里。当今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乡城移民；二是全球范围内、由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这属于外部移民。比较而言，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移民的融入问题，而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则集中于国内移民，其中又以乡城移民为关注重点，这种研究兴趣可能源于中国社会本身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尽管中国也一直存在着国际移民潮流，特别是东南沿海某些地区和东北某些地区的人口向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但是，流往国外的移民人数与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口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因而，中国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内部的乡城移民问题（主要侧重于那些乡城个体流动者）。

一 人口迁移理论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移民的迁移问题形成了多种理论解释，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六个。

1．推—拉理论

英国统计学家莱文斯坦等人于19世纪末提出的“推—拉”理论被公认为是最早的移民理论。该理论认为，移民的流动与迁移并非无序和盲目的，而是迁出地不利因素所导致的“推”力（如不利于其生存发展的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种种排斥力）和迁入地各种有利条件所形成的“拉”力（如大量出现的新机会或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等形成的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早期的推—拉理论随着移民发展的新趋势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移民主体在迁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完全说明移民行动的内在动因以及过于强调移民迁移行动的理性等。后期的推—拉理论开始关注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了移民流动的推拉力，以及在相似情境下移民反应的差异。

2．经济均衡理论

以亚瑟·刘易斯为代表提出的经济均衡理论，注重从经济角度研究移民的迁移动因，其理论根基是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移民产生的根源在于地域、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如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移民往往是在比较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工资差别后，通过对付出和回报进行理性估计、计算来最终决定是否迁移及如何迁移等行为，并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现象。这一理论在解释早期自由移民问题上有一定学术价值，但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自由意志和最大效用原则，而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历史、国家政策和社会地位等）对移民的影响。

3．国际分工移民理论

基于世界体系理论发展起来的国际分工移民理论，对大量流入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比较感兴趣。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贸易迫使不发达国家依附他们，位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与被置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不平等分工的格局。正是由于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从而出现了劳工移民这类廉价劳动力。国际劳工移民理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劳工移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移民由前殖民地向宗主国流动的原因，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资本、国际分工和历史等因素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但该理论在分析其他类型移民现象时适用性不强。同时，该理论也高估了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决定了一切，从而对移民迁移的动机、行为等移民主体性因素以及政治、社会、政策等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关注不够。

4．劳动市场分割理论

以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发达国家市场结构角度探讨了国际移民问题。该理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可划分为资本密集部门和劳动力密集部门，由此劳动力市场被分化为高低不同层次，发达国家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通常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来填充。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首次从移民迁入国的内在机制角度研究了国际劳工的形成缘由，较好地解释了当代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对国际劳工需求日益强烈现象并存的“矛盾”所在。但该理论过多关注移民迁入国对外来移民的需求，相对忽视移民迁出地的供给因素。基于这一现状，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他们在双重劳动力市场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考量因素——族群聚集区，认为移民族群通过“族群聚集区”这一经济圈，在引进廉价劳动力、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成功移民的企业家对迁出地居民也起了示范作用。

5．网络分析移民理论

以阿拉肯（Araken）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网络分析移民理论，是基于社会资本论而产生的一个移民研究流派。该理论认为，当一个群体迁移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该移民群体便有可能产生该群体特有的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它能为后来的移民提供经济、情感等多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显著降低移民的迁移成本和风险。而且移民社会网络具有自我延续的动态特征，有助于迁移行为在该群体内形成一种惯性，并促使该群体的迁移行为不断进行且规模更大。

6．结构分析移民理论

结构分析理论是研究移民迁移问题的一种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它试图整合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端的家庭、关系网、文化观念、国际关系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其他移民理论忽视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国家制度、集体行为和家庭关系等因素对移民的影响不同，该理论认为移民的产生与流动是宏观的、微观的各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其中，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状况、国与国关系以及移入国与移出国为控制移民与定居所制定的法律与各项制度，它对现代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生杀予夺的影响力。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如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和爱德华·泰勒（J. Edward Taylor）强调了家庭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口迁移是家庭而非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中指出，移民外出或转移就业并非单纯是各项制度性安排或结构性因素的推动抑或阻碍，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主体在个人迁移中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行为，而应该把其视为结构制约性与主体能动性有机结合的二重化过程。

二 社会融入内涵和外延的多重辨析

1．社会融入内涵的多元化理解

国外学者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鉴于不同研究者研究兴趣及视角的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移民群体社会融入本身的复杂性，学术界在理解移民融入的内涵上呈现复杂性、多重性特征。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学术界对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的常用概念有：社会适应、文化适应、社会同化、社会吸纳与社会并入、社会融合等。这些概念的出现，源于研究出发点和角度的差异，它们从多角度、多层面描述、概括了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过程及状态。

社会适应是指移民与迁入地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协调以及他们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反应，包括客观上移民在就业、收入、消费、语言、社会参与等方面适应了新环境，主观上移民形成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在态度与价值观念上实现了内化。社会适应侧重强调移民群体的主体能动性，比如移民群体自身对于迁入地新环境的认知，并采取特定的行动策略来实现对迁入地的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在迁入地社会与新的社会化环境进行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自身原有文化习惯与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并与迁入地社会文化模式相适应的过程。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文化人类学移民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学领域较多的是把文化适应作为融入迁入地社会的其中一个方面进行考虑，较少单独使用。

社会同化是指移民在迁入地被完全接纳，彻底地归属于迁入地主流社会群体，实现了对迁入地社会身份的完全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同化概念侧重强调价值、意义系统、认同等观念层面，突出移民群体对迁入地社会的被动性适应，关注社会成员的同质性特征，移民的最终融入就是要完全接受迁入地社会一系列新的文化观念与规则，成为与迁入地居民没有差异的社会成员。这与社会适应概念中移民群体的主动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社会吸纳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概念，侧重从社会福利、社会公共政策角度进行研究，关注迁入地社会的行动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在这一概念中移民更多的是作为行动客体。

社会并入的涵义与社会吸纳较为类似，移民群体在迁入地的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社会网络建构等方面的融入是该概念的主要测量指标。社会并入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均等的教育机会、语言与技能培训，提升移民等弱势群体的经济竞争能力，促进移民的经济融合或结构性融合。

社会融合的涵义相对较为宽泛，是对移民在迁入地社会生活状态及其演变过程的一般性概括与描述，可以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平等地）被包容进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与过程，这一概念包含移民与新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社会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既包括个体层次的融合，也包括群体层次、国家层次上的融合。

大多时候，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对上述多个概念并没有绝对清晰地加以区分，甚至有时替代使用。事实上，关于社会融入的这些概念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交叉与互补——或者针对社会融入的某一具体领域、具体阶段进行分析，或者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说明，这为本研究观察与思考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提供了启示。其中，国内学界使用较多的是城市适应、城市社会认同、城市融入概念。

2．社会融入外延的多重辨析

由于学界对移民社会融入内涵理解的多元化，在涉及对移民社会融入进行具体考察时，研究者势必要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移民社会融入如何测量？移民融入应包含哪些内容？

国外相关文献表明，移民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了移民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政治活动、观念认知等多个方面的融入。所以，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描述与测量移民群体的融入过程与融入水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戈登（Gordon）为代表的“二维度”模型、杨格-塔斯（J. 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以及恩泽格尔（H. 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

“二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包含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结构性维度的融入意味着移民个体与群体在迁入地社会制度与组织层面参与度的增加，而文化性维度的融入则是指移民群体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转变过程，移民的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并不必然是重合的过程。尽管戈登（Gordon）的二维模型没有具体说明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有哪些标准的测量指标，但可以初步判断的是，结构性融入更多地偏向确定性、客观性的指标，如个体的文化水平、职业、收入水平等，而文化性融入突出了在习俗、社会规则、社会交往方式以及语言习得等方面的意义。无论如何，戈登（Gordon）的二维模型划分为其他研究者进行移民社会融入类型化的划分提供了基础。

“三维度”模型则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具体从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维度来理解。其中，结构性融入反映的是移民在教育、就业市场、收入与住房等方面的生活状况；社会文化融入反映的是移民参与社会组织、与迁入地主流群体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以及依照迁入地社会规则、行为模式进行活动的过程。虽然社会文化融入有多个测量指标，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人群间的隔离程度与语言使用，此外还包括移民与迁入地成员在诸如通婚、交友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性社会活动情况以及迁入地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被认可的程度。相比于戈登（Gordon）的二维度模型，杨格-塔斯（J. Junger-Tas）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了政治与合法性融入，认为少数移民族群经常被迁入地政府和当地市民当作二等公民，成了社会歧视与种族主义的目标。杨格-塔斯的三维模型使得人们对于移民社会融入内涵的理解更加清晰和具体，并凸显了移民的政治权利在社会融入中的重要意义。

恩泽格尔（H. Entzinger）的四维度融入模型，是对前两种划分模型的进一步具体化，主要体现在模型中社会经济融入对结构性融入的替代。具体而言，该模型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上的融入，即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其中，社会经济融入主要是指移民在就业、收入水平、职业流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社会性活动、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的改善状况；政治性融入主要涉及移民群体的合法政治身份——合法公民权、移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市民社会的参与；文化性融入通过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基本规则与规范的态度、择偶、语言能力、犯罪行为等指标进行测量。四维模型的创新主要在于提出了移民社会融入不仅是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对于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同时也包含着迁入地社会在面对移民群体时发生的变化，即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是相互调适和相互融入过程的集合。

上述这些关于移民融入的类型化模型，在结构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下，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概括了移民融入的所有重要内容，构成了学界考察移民融入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为具体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导。

在国内浩瀚的农民工及乡城移民研究中，学者们对该群体城市融入概念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少数研究者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提出了一些假说。

一是再社会化说。田凯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含三个层面：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或文化融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要实现较高水平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较好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

二是新二元关系说。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其间需要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三个阶段。

三是融入递进说。学者大都主张，乡城移民在流入地的城市融入包括多个层面，且各层面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张文宏、雷开春认为，虽然由心理融入、身份融入、文化融入和经济融入等四个维度构成的移民总体城市适应性程度偏低，但鉴于这四个层面的融入水平呈依次递减趋势，故移民的心理融入和身份融入水平较高，文化融入和经济融入水平较低。该观点也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有所不同的是，朱力认为这多个层面的先后过程却不一。其中，经济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城市适应性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适应属精神层面，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标志。因此，融入与适应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上述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城市融入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多维度的，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除张文宏、雷开春外，其余学者基本认为，心理融入属于城市适应性的最高境界，且只有流入者在这方面融入了主流社会，他们才真正达到融入的目的。但杨菊华认为，以上理论界定过分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融入之间的线性递进关系，而对不同维度因素之间的互动关注不足或完全忽视。经济融入既可以影响社会和文化融入及行为适应，反过来也受制于其他层面的融入水平；如果流动人口熟练掌握流入地的语言、熟悉其风俗习惯，且言行举止符合当地习俗，这无疑会加速其经济融入的速度和程度。因此，仅仅强调各层面之间的递进关系是不够的，对于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究也很必要。

三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归因解释

移民的融入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移民在迁入地融入状况较差的现实。如何理解并解释移民所遭受的社会融入限制，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取向，即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这三种理论解释分别突出了移民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迁入地的各种移民融入制度或政策等因素对于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的阻碍与限制性作用。

1．人力资本归因理论

人力资本归因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归因论，强调移民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语言、工作经验等人口学指标所构成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其融入迁入地社会的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归因机制建立在具有“现代化理论”倾向的基本预设之上，认为移民进入的新社会是与其居住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通常情况下移民迁入地更现代、更发达，这就要求移民具有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如教育、技术、迁入地语言能力等），如此才能在迁入地立足，在某种程度上，移民良好社会融入的实现就是新人力资本的获得过程。此外，移民原有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或限制了移民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融入，使其呈现被隔离、被排斥的状态。

国内学者也十分注重分析农民工、乡城移民人力资本要素（如学历、技能等）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姚先国通过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乡城移民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的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刘林平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构建了决定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模型，发现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社会资本归因理论

社会资本归因理论认为，移民在迁入地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如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等）对其融入当地社会有积极意义，如特定族群的关系网络密度越高，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政治融入度也越高。迁入地移民融入政策也应努力为移民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帮助移民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rd White）采用参与式观察对美国波士顿东区意大利裔移民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青年移民通过参与支持特定的政治人物以获得庇护和生存机遇，以及在群体内彼此支持来实现在城市的适应与立足。波特斯（Portes）认为，移民生活与移民的社会网络时刻发生着某种形式的联系，甚至很多移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也注意到，社会关系网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华裔移民在迁入地社会所擅长运用的生存与发展策略。但也有研究指出，个体嵌入社会网络的程度越深，其受到该网络的约束和限制也就越深，很难从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获取更优质的资源，从而也就限制了他与外在社会的互动和融合。

国内持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学者非常多，在研究乡城移民城市融入问题上，注重分析乡城移民外出时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乡城移民如何在城市生活中运用其关系网络以及产生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进入城市，特别是第一次外出进城，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是乡土网络，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市场。还有一些研究深入分析了农民工选择利用和开发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认为城市农民工是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李培林认为，农民在社会流动中，其就业信息的获取、求职途径，以及城市人际交往，都更多地依赖初级社会群体（亲戚朋友、老乡）中的关系网，而且这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与他们期望在城市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等功利性目标是吻合的。沈原则强调，农民工在城市多半无所依赖，所以才利用初级社会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初级社会关系虽然在农民工顺利进入城市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它又对农民工后续的城市融入产生阻碍作用。

3．制度与文化归因理论

制度与文化归因理论更强调制度政策及文化因素对移民融入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迁入地的各种制度安排及文化差异紧密相关。

一方面，迁入地在移民就业、社会福利与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宗教信仰、政治权利、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会对移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融入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排斥性的移民融入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迈克尔·菲克斯（Michael Fix）等从公共政策的角度重点讨论了美国移民融入政策对移民融入迁入地的影响。马丁·帕皮伦（Martion Papillon）发现，尽管移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加拿大本地人，然而制度性的因素（如不承认外国学历、种族歧视与工作环境中的偏见，以及缺乏住房与适当的语言培训等）使得移民在加拿大遭遇社会排斥，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广田康生通过对日本外来移民族群研究也强调城市制度对外来移民生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移民的融入状态。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W. L Thomas and Florian Witold Znaniecki）提出，必须把个人文化观念和迁入地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如此才能较好地理解人的行为，进而了解移民的城市融入；周敏指出，唐人街的华裔移民之所以能够在人生地疏的异国他乡生存、生活，得益于他们仍身处于自己熟悉的文化和环境。

制度与文化归因理论深刻地反映并传达了移民迁入地政策与文化的现实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排斥论与社会冲突论的特点，为思考和理解不同国家移民社会融入的差别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国内关于制度与文化归因理论主要体现在社会排斥与文化冲突两种不同的视角上。一方面，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农民工造成了隔离和排斥，还引发了城市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的排斥，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城乡文化差异也不利于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农民从乡村进入现代性特质相对明显的城市，会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比如，城市社会中匿名性与非人情化的社会关系、高节奏的生活方式、高水平的消费方式等特征使移民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从这一角度来看，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冲突到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调适活动也会持续不断地进行。

四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结果与前景的研究

国外在研究移民融入最终结果的理论阐述方面，有一个核心的线索贯穿始终，即同化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争论。

同化论认为，移民群体最终会放弃原有的文化观念与地方认同，与迁入地社会融为一体。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将融入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区分为四种主要的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文化融合。但同化理论后来受到质疑和挑战，在不区分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的前提下，它笼统认为随着在迁入地居住时间延长、语言适应、经济整合、文化认同，移民最终会融入迁入地社会，这一观点本身与事实不符。基于对传统同化论的反思，后来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把移民的人力资本及他们在迁入地受到的社会待遇等引入融入模式的分析中，认为迁入地社会政策、居民社会态度等会对移民融入的过程及结果产生重要作用。由于各地政策以及居民态度的差异性，融入模式必然会呈现多元化特征，即有的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有的融入城市贫困文化，有的则是选择性融入。

喀兰（Kallen）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认为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他认为同化论不仅在现实上难以实现，而且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于1915年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概念。与同化论不同，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的融入过程并非只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特征。少数族群在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其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征并不必然会消失，而更多的是在迁入地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关系网络。该理论认为，要促进移民在迁入地良好、健康地生活，提升移民对迁入地社区、社会的认同感，就必须在移民融入的公共政策上，尊重少数族群特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保护好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并在经济生存、社会发展等方面给予他们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如改善居住条件、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平等的就业权、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国内学者对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融入度方面。多数学者对农民工、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结果及前景持谨慎态度。如有学者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是多方面的，他们想真正进入城市相当困难，至少需要两代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尤其在政治融入方面，众多研究表明，和国外移民的政治融入相比，国内乡城移民的政治融入状况更是堪忧。如苏黛瑞运用制度研究方法，从公民权的获得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民工的城市政治参与行为，并指出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仍处于弱势地位，仅靠市场本身无法为其政治参与及公民权的实现提供成熟的或永久性的解决方案。王俊文、熊光清等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政治冷漠、政治信任度低、政治参与率低、缺乏组织性等是其突出表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也无显著差异，政治融入状况比较糟糕。邓秀华、朱光磊、何晓红等认为，体制束缚、信息获取能力弱、工会组织保障差等外部因素，以及农民工自身经济基础薄弱、臣民观念浓厚、参与能力低等内部因素，使得他们对政治生活表现出冷漠和顺应，导致其政治参与率、政治融入持续低水平。

随着乡城移民滞留城市时间的增长及举家迁移趋势的出现，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乡城移民家庭迁移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学者们认为乡城移民的家庭化流动，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也是乡城移民流动发展到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城市生存状态得以明显改善，工作与生活更加稳定，对于未来的生活预期也趋于稳定。相比之下，虽然个人迁移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迁移模式，但已经不利于农民在城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因此，从各方面努力提高农民的个人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工作稳定性，促使农户进行家庭迁移，是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