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一 问题来源——“农民工”与“乡城移民”

流动、迁徙、定居一直是人类诞生以来生存策略中的必然选择。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人口流动、迁移活动在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流动更加活跃，规模更加庞大，情况也更为复杂。当前，21世纪的人口流动、迁移浪潮已席卷全球。

“凡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中心，也必然是人口迁移者的集聚中心”。在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已经开始明显地向亚洲转移的情况下，当前人口流动、迁移的增长主要在亚洲内部。主要来源国是那些劳动力极大过剩且又相对贫困的国家，以菲律宾为典型，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2亿人口在进行跨国性的流动、迁移，更有7.4亿人口在自己国内进行流动、迁移，以至于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为人口的流动、迁移时代。除了跨国性的人口流动、迁移现象，数目庞大的国内人口流动、迁移问题也十分引人关注，仅中国一个国家的国内人口流动及迁移的规模和增长速度都超乎想象。其实，国内的人口流动、迁移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没有终止过且影响重大，但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最为突出，这一群体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有活力的社会成员。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寻找就业机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及时调整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以及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城市工作，呈现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新模式。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城市开始面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部分城市开始限制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趋于放缓。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针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农民外出务工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而且流动人口稳定性增强，家庭化迁移成为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未来20年内，中国城市40%以上的人口将由移民组成，需向市民提供服务的当地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在现有1.03亿城市移民的基础上，在2025年前，中国城市还将面临另外2.43亿移民的涌入，导致城市总人口接近10亿人。在大中型城市中，约有半数的人口都将是移民，大约相当于现有水平的3倍，届时40%～50%的城市人口都将是外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这些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承包着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其特殊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户籍身份。他们虽然进城务工，但其户籍依旧是农民，大部分城里人也依然把他们视为农民。二是职业身份。他们主要工作于体制外行业内，如餐饮业、建筑业、采矿业、商业服务业以及个体经营，从事的是“脏、难、差”等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职业。三是社会保障身份。城市没有给该群体提供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生活中遭遇风险或困难时，城市社会保障难以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护，而农村社会保障又“远水不解近渴”，故而只能依靠个人力量解决。基于这种特殊性，该群体在我国被冠以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农民工。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农村已走出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第二代是1970～1980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三代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一般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明显提高，大多数人直接从学校到城市，没有务农经验和技能，从生产技能、生活观念等多方面看，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已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民。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农民工目前的分化较为明显。根据他们进城方式、城市生活时间以及与家人居住形态的差异可分为以下类型。

（1）个体短期外出型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的特征是，其他家人都在农村生活，自己单独进入城市务工，但主要是在农闲时节到城市短暂务工，到哪个城市及在城市停留多久，都会根据农村老家情况及自身城市适应情况作灵活调整，这是一种典型的阶段性候鸟式流动。在改革开放早期，李强提出进城农民的家庭关系模式以分居家庭为主，并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分居的家庭模式会一直是主要模式；而且他们的流动缺乏持久性，定居城市的意愿不强。这种情况的农民工在早期乡城流动人群中较为普遍。

（2）个体长期外出型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的特征是，其他家人都在农村生活，自己单独进入城市，除节假日探亲（如春节回家几天）外，每年甚至数年都在城市务工，较少甚至很少回家，与家人长期分离。这种情况的农民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乡城流动人群中较常见。

（3）分别外出型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的特征是，家庭成员（主要是夫妻双方）均在城市务工，但不在同一个城市，包括双方都长期务工、都短期阶段性务工，或一方长期务工、另一方短期阶段性务工多种情形，家人处于分开居住的状态。这种情况的农民工，在乡城流动人群中并不普遍。

（4）共同外出型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的特征是，家庭成员（主要是夫妻双方）均在城市务工，而且在同一个城市，包括双方都长期务工，或一方长期在城市、另一方短期阶段性务工的情形，家人已经共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农民工的流动规模及变迁速度是惊人的，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不久，就有学者通过普查数据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已呈现家庭化趋势，由此成为不同于70、8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这种家庭化迁移是以核心家庭为基础来展开的。对比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后发现，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990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46.06%。可以说，举家迁移已成为乡城移民流动模式中不可小觑的一个现象（见表1-1）。上述这类与家人（主要成员——夫妻）共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在当前乡城流动人群中越来越普遍。

以上罗列的几种情况，一般都被称为农民工，但实际上由于他们与农村、城市之间的关系存有差异，而且在乡城流动、迁移、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多不同，由此可区分为两类群体。

一类是乡城个体流动者，包括个体短期流动型农民工，个体长期流动型农民工和分别外出型农民工。其共同特征是，没有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没有因为参军转业而拥有城市工作，以个体形式从农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从事的是体制外的非固定性职业，来到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更高的收入。

另一类是乡城移民，即共同外出型农民工，与家人（主要是夫妻）共同居住在一个城市。其特征在某些方面与个体流动者较为类似，如从事非农工作获得收入为目的，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并长期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体制外的非固定性职业，而且没有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没有因为参军转业而拥有城市工作。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乡城移民是和家人（或部分家人）共同生活在城市，或在流动过程中组成家庭，或由单个流动转变为部分家庭成员流动甚至整个家庭的流动。具体而言，通常有三种情况：所有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及所有孩子）都在城市生活；夫妻带着部分孩子在城市生活，其他孩子留在老家；只有夫妻二人在城市生活，孩子全部留在老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的流动迁移现象在进入城市的方式上由“单枪匹马”个人式流动到“拖家带口”家庭链式迁移的转变，使得单纯的个体流动型农民工外出就业，逐步趋向一般性乡城移民的迁移时空特点和迁流规律。比如，迁移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至少半年以上甚至数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没有成为城镇居民，主要是社会制度环境阻碍所致，而非个人意愿。国家统计局及其他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行乡城迁移的数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继续增加，家庭式迁移的规模亦会继续增大，他们当中转变成城镇永久居民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进城的新特质与趋势，本研究对那些日益增加的家庭式流动迁移人群——乡城移民进行了关注。具体理由如下所述：其一，笼统地把多种类型的农民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已经难以对大量长期生活于城市的家庭式迁移人群进行形象的概括，也难以客观准确地反映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和生活的新态势；其二，大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近年来那些拖家带口长期工作、生活于城市的乡城移民群体，与国外迁移人群相比，两者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在世界人口流动、迁移（包括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愈演愈烈的当下，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置于广泛的移民研究范畴与背景下，有利于与国际移民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比较、借鉴和交流，以探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状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我国大规模的乡城移民呈现家庭式流动、迁移的态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广大乡城移民填补了我国部分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短缺；另一方面，他们在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财富不均、改善农村贫困状况，以及促进消费和投资等方面成效显著。据统计，中国国内移民每年寄回家的钱总计有三百多亿美元——主要由移居城市的农民工寄回农村地区。因此，以规模本身及其经济社会效应来说，国内的乡城移民人群理应受到比现在更大的关注。

二 问题形成——乡城移民是迫切需要融入城市的人群主体

流动、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在迁入地面临城市异文化时，自身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是否必须、是否能够融入迁入地社会？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适应、融入问题，是现代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也是长期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以往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模式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农村劳动力一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基本上就自然地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基本上就能在流入地安居乐业，绝大多数人的乡城迁移过程是外出—留城，大体上包括从迁出地转移出去和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这两个过程。虽然也有部分人口在流动迁移链中可能发生回流的状况，但这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基于个人其他因素的考虑。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满怀希望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面临的残酷现实却是很难在城市中长期工作、生活，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处于乡城往返的低水平、低质量迁移状态中，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可喜的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下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仅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并且已发生并将越来越多地发生从“单枪匹马”到举家外出、从“流动”到“移居”的转变，即由乡城个体流动者向乡城移民的转变。与以往的流动相比，这种转变有哪些不同？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从进城过程看。个体流动者在城市生活的单位是个体，乡城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单位是家庭，所以也可称为乡城移民家庭。一个人进城尚不能视为迁移而只能视为流动，单枪匹马的流动是比较简单的进城选择，较少涉及几个人进城、怎么去、谁先去谁后去等问题。如果是夫妻双方，甚至还带孩子和老人前往城市，那么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家庭式迁移就不再是简单的流动，而具备了移民的某种相似性或特点。对这些携妻带子生活在城市的乡城移民家庭来说，家庭成员进入城市的顺序或时间是怎样的？是同时进城还是分批次进城？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家庭迁移的选择？这些都是对研究乡城移民家庭较之单纯的个体流动者来说，相对复杂却又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从与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关联看。个体流动者的生活既依赖城市又依赖农村，甚至主要依赖农村，而乡城移民家庭的生活依赖城市，至少主要依赖城市。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如何生活？这一问题与个体式还是家庭式的迁移类型紧密相关。若以个体形式流动到城市打工，进城农民就仅仅是作为一个打工者，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季节性打工，流动过程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对城市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深；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农民作为长期务工者居多，很少进行季节性的打工，生活相对稳定，对城市社会的依赖性较强。总之，以家庭形式进城的乡城移民与城市社会的关联状况，是把握当下人口流动、迁移新态势的重点所在。

第三，从生活预期看。个体流动者在城市“无家无根”，大部分家庭成员依然在农村，个体单独进城，更多的只是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一个策略，最终很有可能还要回到农村生活，至少很难摆脱与农村家人的牵连，心理上仍归属于农村老家；乡城移民在城市是“有家有根”（哪怕不完整），结束了家庭成员间长期的分离状态，而且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城里人。

第四，从具体生活内容及融入城市的必要性看。乡城个体流动者在城市立足，只需在劳作方式、劳动技能、人际关系方面适应；乡城移民家庭要在城市立足，家庭成员除了在劳作方式、劳动技能、人际关系方面适应外，还必须在居住、孩子教育、养老、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适应或融入，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全面适应或融入城市的生活。可见，从流动到移居的转变，意味着农村人口的流动从经济“空降”行为演变为社会“嵌入”，包括各种经济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密切。由此可以说，在农民工人群中，乡城移民或乡城移民家庭是真正需要融入城市和必须融入城市的人群主体。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由到城市打工的流动转变为到城市居住的移居，其性质由流动人口转变为移居人口，其人口变动的单位由个人转变为家庭，其生活目标或生活要求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转变到城市生活的融入。基于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有：①哪些到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将可能迁移到城市居住？②以家庭形式实现了乡城迁移的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的融入是怎样的状况？与乡城个体流动者相比，其城市融入有什么特点？③影响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因素有哪些？有什么影响？影响有无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