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精神疾病的污名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精神疾病讳莫如深，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疾病是件羞耻的事情。这就跟个人收入、婚外情那些话题一样不可告人。得了精神病，就会被人隔着后院篱笆说三道四。而在今天的时代，每个人连同英国皇室在内都在公开谈论精神疾病，难以想象这个话题曾经令我们如此难以启齿。

我一直在想，这样畅所欲言的新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对精神疾病的讨论（媒体用词通常为“精神健康”）肯定有助于消除羞耻感和去除污名。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人们惧怕精神疾病，精神病人也因此遭殃。有证据显示，不能把情绪问题说出来的人，尤其是那些被社会孤立、陷入孤独情绪的人自杀风险更高（1）。因为他们无法靠自己卸下重负，也没法从别人那儿得到必需的帮扶。人们越频繁、公开地探讨精神失常，就越能接受它是正常的疾病。男性气概就是刚硬缄默，精神疾病就是弱者标签，这样的认知是我们尤其需要摒弃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被公开的精神问题往往是一些轻症，而且为了让大众接受会充分地“洗白”。比如，皇室成员也许会承认忧郁是缘于丧亲之痛，但恐怕没有一个皇室成员会被鼓励说出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幻听幻视或妄想偏执。这恰恰说明，某些精神疾病仍然被高度污名化而不可言说，能在公众面前谈论的大多只是临界于人类正常体验的心理微恙。

我想，或许是因为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让我们得以更公开地讨论情感。在20世纪90年代由杰瑞·施普林格主持的那种美国闲谈秀，你想忘都忘不了，嘉宾们在电视上吵翻天，还相互揭短。在过去任何一代人眼里可能是莫大羞耻的事情，如今不但能在大庭广众下说，甚至还带着几分自豪感。

想起在那个时期，有一次我在医院遇到一位母亲和她已成年的女儿。我走进电梯间时她们正在吵架，原因不明，听着就是挺寻常的争执，争一些有的没的。电梯门开了，我们三个走了进去，争吵还在继续，她们没觉着不好意思，也没觉得我被迫“旁听”有什么可尴尬的。母女俩还偷瞄了我几眼，似乎有些引以为傲的样子。从中我看到社会行为的变化，人们已开始采纳新的社会规范。

电视节目《老大哥》和之后的其他真人秀节目进一步带动了这种自我披露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开放的、去污名化的社会。传统英美价值观里的宽容已被替代，变成了对接纳的坚决要求，由此我们开始接纳不同于社会常规的人和事。在精神疾病领域，这只会是件好事。

迈克·舒特博士在2002年至2005年担任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主席时，鼓励人们改变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还记得他在2002年的一次大会发言上讲述了自己抑郁症发作的情形，我听得屏气凝神。他描述了当自己还是个医学生时，抑郁症是如何开始的，还解释了这一切是如何影响了他。他的讲述完全脱稿，在亲密的氛围中，鲜活地描绘出抑郁症的黑色面纱。能见证这样坦诚的时刻，我感到无比荣幸。

大约也在那个时期，业内刮起了一股风潮，在精神科顾问医师的任命面试上会邀请曾经的精神科患者成为面试小组的一员。这导致在我的第一次任命面试中，出现了让我有些不自在的状况。面试伊始，一位“服务用户”问我为何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顾问医师——标准面试套路，问题抛得稍高了些，但还落在边界内。下一个问题却让我措手不及，不过也许我早该有所预料。“你本人有没有患过精神疾病？”我想我应该配合面试流程，简单粗暴的一句“没有”不太合适，但这个提问本身让人觉得很冒昧。毕竟，心脏科医生在求职面试时，不会有人问“你有没有心脏病发作的经历？”我不知道我们的自白风气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

那个关于我是否得过精神疾病的提问让我想起了童年在曼彻斯特的时光。亲人全都住在那儿，我的曾祖父母们逃离了欧洲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和屠杀后，便把这座城市作为最终停泊之地。在这些亲戚里，有两位姨母分别叫珀尔和萨迪，她们一起生活在位于曼彻斯特北部普雷斯特维奇镇的一栋独立屋里。她们成年后的生活全都在这栋房子里度过，自从20世纪40年代入住后，几乎没有动过房子一处。每周六的下午，我们会步行去看她们，穿行在拥挤的街道时，随处可见穿黑衣、戴黑帽、留着大胡须的男人，他们正往返于位于曼彻斯特郊区犹太人聚集区正中心的犹太教堂。

1962年，萨迪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这是她最后一次从房子里走出来。十几岁时，有一天她在室外感到眩晕无力，焦虑感汹涌而至淹没了她。直到回到给她安全感的家中，眩晕才好转。从那以后，每一次出门她都会感到天旋地转、喘不过气。就这样，她出去的次数越来越少，生活的半径也越来越小。出席我父母的婚礼是她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此后她便决定为了好受一点，索性再也不出门。

萨迪就在家里忙活起来。她很有下厨的天赋，每周六下午我们全家都会去她那间采用橡木镶板的小雅室做客，萨迪会从挨着厨房的送菜窗口递给我们炸鱼、鲱鱼、腌黄瓜和各式花样的自制小蛋糕。我和兄妹们坐着喝咝咝冒泡的汽水，吃着蛋糕，偶尔因为挑出蛋糕里的长头发丝而四目相对。喝完茶，大人们接着聊天，我们则跑到客厅，争抢一把内置搁脚板的酒红色派克诺尔牌弹簧躺椅。等坐定下来，我们就开始看电视节目《体育世界》，然后是电视剧《神秘博士》。客厅地毯印有鸡尾酒杯的图案，即便铺在20世纪40年代的邮轮上也不会显得不协调。等我们要上楼用厕所的时候，问题来了：楼上静悄悄、阴森森的，吓得谁都不敢独自上去。我们总是约定两人一起去，一个在厕所门外守着，另一个赶紧撒尿。

萨迪姨母不出门，便养了一条狗做伴，因为她不外出，狗也出不去。布朗迪是一条混血狗，臀部垂着一撮毛。只有在门铃响的时候，或者有人要拿剪刀剪掉奇丑无比的那撮毛时，它才来了精神。许多年里，它慢悠悠地兜来逛去，屁股上的毛打了结，钟摆似的来回晃悠。萨迪很爱布朗迪，无微不至地照顾它，喂它吃上好的肉，可对它而言这不过是个镀金的笼子。它项圈上系着洗衣绳，绳子从这一头到另一头，便是它被拴住的全部世界——它可以跑到前院花园，但那里已是尽头了。

后来，因为缺乏同类的陪伴，布朗迪开始行为退缩，精神也有些不正常。它死后，萨迪又养了一只贵宾犬叫米吉（把原主人吉米的字母倒过来取的名字）。米吉是个闹腾的小家伙，喜欢在你坐着时用屁股蹭你的腿。禁闭的生活恐怕让米吉也心态失常了。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好奇，狗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得精神疾病，使得原本温驯的宠物情绪不好，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表达苦恼的心情，所以就把邮递员给咬了。

即便狗能给人带去快乐，让人忘记烦恼，现实却是，因为患有广场恐惧症，萨迪整个成年生活都困在室内。一个人如果被判终生软禁，肯定会强烈抗议，可这却是萨迪给自己施加的监禁。她因此错过了平常人一生中所有的里程碑——进入职场、找另一半，或许再生几个孩子。除了这些事，她还错失了构成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公车上和某个乘客的眼神交流，超市结账时的闲聊，秋天空气里烟雾般的味道，夜间开车时电台播了想听的歌，夏日午后新割好的草坪——或大或小的种种体验，贯穿于一整个人生，都错过了。从她最后一次出门的1962年起，她对外界所有的了解都来源于电视和电台。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广场恐惧症，通常被看作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够不上“精神分裂症”或“严重的心理疾病”。然而，没有几个疾病能以广场恐惧症那种方式吞噬一个人的生活。

萨迪的客厅餐柜上总是堆满了米尔斯和布恩公司出版的千篇一律的浪漫小说，出版商大量炮制，所以每个月都能有一本上新。医学爱情系列小说的封面一角印有心电图曲线，熟悉的心脏电波形状同时也象征着陶醉于爱情时悸动的心跳。在这些小说故事里，英俊却傲慢的医生迷上了美丽而体贴的护士，她吸引他的不仅是美貌，也因为她的善心。如果你唯一的浪漫史就出自米尔斯和布恩公司出版的小说，又没有现实生活可参照，到最后你很可能就把小说故事当真了。所以，萨迪一直活在那些小说里，就像今天的人活在电脑处理后的虚拟现实中一样。多年后，萨迪中风了，几个礼拜里她都神志不清。她和我的对话一直飘忽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她总说起一个高大、黝黑又帅气的陌生人会带她离开这儿。这话不禁让我心碎。

萨迪的妹妹珀尔一辈子体重都超标，多年来她似乎还在持续地长胖。她每天都去家族生意——位于罗奇代尔的家具店上班，赚钱养家，萨迪则包揽做饭和其他所有的家务活。

和萨迪一样，珀尔一生未婚，而且从不肯看医生——关于后者她经常反复大声说这是她的原则。这条原则从何而来我不清楚，但我猜可能和她对体型的介怀有关系。在她还是个孩子时，每次医生上门，她都会躲到橱柜里去。或许那时的医生更爱评头论足，可能曾经毫不留情地强调过她的体重问题，结果就是不论小病还是大碍，她都不愿意去看医生。

等珀尔一成年，任何人想跟她理论一下这个过激的立场是否合理时，都会被她反复用一句“我不看医生”倔强地顶回去，接着她下巴一抬，讨论到此为止。因此，她从未和医生讨论过她的体重，或是皮肤上红褐色大理石样的皮纹（靠暖气太近的缘故，萨迪皮肤上也有，上了医学院之后我才知道这叫火激红斑）。

一连串事件最终迫使珀尔也留在了家中。第一件事是家具店工人加入了工会，这鼓励了他们向管理层提出要求，并且认为任何阻抗都是老板想要压迫工人的企图。对家具店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幸的一点是，珀尔和她的家族并没有夸大经营困难，工人不断加码的要求使得生意加速破产，直至最终倒闭。所有人都失业了：销售、工头、收银员，还有珀尔。

这一切发生时，珀尔承受的压力开始显现严重的后果：她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事故。她被高出一截的街沿绊倒，一个跟头摔到了马路上，因为个头太大、浑身疼痛而爬不起来。她拒绝了救护车（“我不看医生”），最后被人扶到了车里送回家。这件事让她心有余悸，生怕再次遇险，于是她也再不敢出门了。

每周六下午在姨母家度过的时光里，我对珀尔长久的记忆是她用大手捧着茶壶，手掌和手指都平贴在上面。滚烫的茶壶谁都摸不了，可珀尔似乎感觉不到灼热的温度。她详细说着一周中发生的事件，声音独特又刺耳。而我则不停瞄着门口，伺机坐到躺椅上看《体育世界》和《神秘博士》。

每次离开珀尔和萨迪家，我都会心存内疚。她们俩对我们都那么慷慨大方，虽然那时我还小，无法给予什么回应，但能感受到她们的善良和爱心。在下一个周末相聚之前，我会去上学，我父母去上班，我们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而她们的视线所及依旧是房子里的一切。临别时，我会亲吻她们满是汗毛的脸颊，发现珀尔的皮肤呈现出奇怪的桃粉奶油色。随后我收下她们塞到我手里的五英镑，躲过汪汪乱叫的狗，蹦蹦跳跳地钻进车里。第二天是周日，我会照常去踢足球比赛，而随着夜晚的降临，我也愈发忧愁起来，毕竟，又得上一个礼拜的学了。

萨迪去世后，珀尔的行动越来越不便，但她仍然不接受任何医学干预。她的生活范围持续萎缩，连卧室也搬到了楼下的前屋，勾起了我童年在那儿过逾越节吃家宴的回忆。到最后，珀尔的状况越发糟糕，入院治疗已不可避免，直到进了医院，珀尔才知道自己患有甲状腺功能不良。那时我已经在医学院念书了，所以关于珀尔的一切开始明朗起来：她的体重，桃粉奶油样的肤色，她那永远嘶哑的嗓音，甚至还有稀疏的眉毛，全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典型症状。解决方案很简单：每天口服一粒甲状腺素替代激素，这样就足够了。

我的姨母们如今紧挨着彼此，安息在曼彻斯特北部的公墓地下。在今天看来只是轻微的心理问题，却改变了她们整个人生轨迹。萨迪的广场恐惧症让她一生被困室内，可如果当时她寻求帮助，那样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治疗的。如果珀尔能克服对医生不合理的猜疑，她就可以靠每天服用甲状腺素，摆脱一生中因为甲状腺机能减退得不到治疗而导致的种种弊端。我不知道讳疾忌医本身是不是应该被归为一种心理问题，但我们一想到可致终生受累的健康问题时，往往先想到癌症、肾衰竭或多发性硬化病，而不是珀尔和萨迪那样的案例。

所以在第一次顾问医师的面试上听见那个提问，我想不出该如何表达内心的伤感和绝望。在我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里，常伴我左右的珀尔和萨迪——两个勇敢、善良、慷慨的人，要怎样才能准确地描绘出我爱的她们，怎样形容我想到她们时复杂的心情？我想我做不到，也不想去做。那个关于家族精神病史的提问，无论初衷多么善意，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所以那天面试时，我给出了一个平淡且程式化的回答，大概是说精神疾病很常见，大多数家庭或多或少都会受影响之类，这也是事实。那次的顾问医师申请最终没有通过——我并不感到意外。

（1）Calati, R., Ferrari, C., Brittner, M., Oasi, O., Olié, E., Carvalho, A. F., & Courtet, P. (2019).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social isolation: A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45,65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