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苏丹的发现与南北交往

一 南苏丹的探索和发现

在1840年代之前，南苏丹是一个完全的传统部落社会，社会交往主要限于本地区范围，或战争，或和平，与外界联系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是除白尼罗河通向北方外，南苏丹与周边地区联系的自然渠道很少，几乎与世隔绝。白尼罗河是南苏丹当时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但流域内地势平坦，水流异常缓慢，水中植物繁生，航行困难，加之变幻无常的天气、致命的热带疾病以及本地部落对外界的敌视，使得许多试图进入该地区的人望而却步，即使进入也没法做到深入。

1838年，70高龄的穆罕默德·阿里专程前往苏丹视察金矿勘探情况，结果令其大失所望，在已征服的地区并未发现可供大规模开采的黄金资源。为了获取更多的黄金和奴隶，穆罕默德·阿里指令苏丹总督胡尔希德组织力量深入南苏丹，探索白尼罗河源头。[20]

1839年，土耳其海军上尉萨利姆（Selim Qapudan）承担了探索白尼罗河的任务。11月16日，萨利姆率领由10条船组成的探险队伍从喀土穆出发，开启了对白尼罗河上游地区的首次探险，随行的还有法国工程师约瑟夫（Joseph Pons d'Arnaud）和商人乔治（George Thibaut）。[21]在首次探险中，虽然有希卢克人的指引，萨利姆的船队最远航行到了杰贝勒河的博尔（Bor）附近，但由于苏德沼泽等未知水域的阻碍，最终于1840年2月返回喀土穆。1840年11月，萨利姆再次率队出征，德国探险家费迪南（Ferdinand Werne）同行。两个月后，经过几番波折，萨利姆率探险队最终走出了苏德沼泽，到达朱巴附近的冈多科罗（Gondokoro），与当地的巴里人（Bari）签订了贸易协定。1842年，萨利姆组织了第三次探险，但进展有限。

萨利姆的初期探险还算平和。对南苏丹的部落居民而言，他们世代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活动范围有限，与之交往的都是生活方式和状态相似的部落群体，他们对于突然闯入的、着装和相貌奇异的外来者反应各异。有的部落民对这些闯入者表现出强烈的敌视和进攻性，有的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畏惧，甚至将跟随萨利姆而来的士兵视为天兵天将。[22]对萨利姆及其探险队而言，身处异域，一切充满未知，恐惧感如影随形，他们在与当地部落民的接触和交往中也谨言慎行，突出强调探险行动的和平属性。萨利姆携带了大量的手工业和轻纺织品，从当地部落换取食物等生活给养。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某些部落民对萨利姆的探险活动确实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如某些富含铜、铁等资源的山峦，如果没有当地部落民的引导，这些探险者在当时根本无法寻找到。

萨利姆最终没能寻觅到白尼罗河的源头，没有找到渴望中的黄金资源，但其探险活动却在客观上开辟了进入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水路通道。白尼罗河航道的开通，不仅揭开了南苏丹的神秘面纱，终结了其与世隔绝的历史状态，而且使西方势力顺利进入了赤道非洲。被当时的法国地理学会主席乔马德（M.Jomard）盛赞为埃及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上的大事件。[23]与此同时，萨利姆在探险过程中还获得大量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例如在巴里地区发现了象牙、铜、铁等资源。1848年，跟随萨利姆探险的德国探险家费迪南发表了关于白尼罗河探险的详细见闻，引发了阿拉伯及欧洲商人和冒险家的极大兴趣。随后不久，大量商人开始涌入南苏丹地区，推动了象牙贸易和奴隶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 象牙贸易和奴隶贸易

19世纪前期，奥斯曼和欧洲市场对象牙的需求旺盛，伦敦市场象牙的价格和数量在1840—1870年增加了一倍。贩卖象牙成为当时十分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之一，象牙贸易在整个跨非洲、中东和地中海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苏丹的南部和西部边界地区是主要的象牙产地之一，南苏丹的发现，无疑为来自北苏丹、埃及等地的阿拉伯商人和欧洲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在整个1840年代，尼罗河流域的象牙贸易一直由土—埃政府所垄断，各地商人对此深感不满。迫于在埃及和苏丹的欧洲商人们通过各国领事传导的压力，土—埃政府最终于1849年放弃了在苏丹的贸易垄断权，南苏丹随即成为自由出入之地，商人和冒险家大量涌入，象牙贸易趋于兴盛。

在南苏丹地区，象牙贸易初期主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南苏丹的部落民，如巴里人和希卢克人等向商人们提供象牙，商人则用玻璃、棉布等工业制成品与之交换。之后，随着与当地部落之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商人们逐渐失去了提供象牙的中介，不得不开始依靠自身所雇用的武装人员围捕大象、获取象牙，这些武装人员主要由北方的阿拉伯人构成。

象牙贸易的不断增长导致了武装人员的增加，武装人员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象牙贸易的继续增长。1851年、1856年、1863年，往返于白尼罗河上装运象牙的船只数量分别是40艘、80艘和240艘；与之相对应的象牙数量则从400坎塔（cantars）增加到1400坎塔和2000坎塔。[24]疯狂掠夺致使象牙资源逐渐趋于枯竭，象牙贸易的利润开始下降。而在象牙贸易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商人们围绕象牙贸易所组建的配套体系越来越膨胀，最终导致成本的不断增加，商人们开始转向奴隶贸易。

在象牙贸易中，因为交通运输的不便，商人们在南苏丹地区雇用大量的土著黑人搬运象牙和提供生活服务。象牙贸易式微后，这些提供服务的黑人逐渐变为被贩卖的“商品”。1860年代随着象牙贸易的式微，奴隶贸易成为苏丹贸易的新基石并趋于繁荣。

蓄奴制是苏丹社会的一项古老传统，与苏丹文明一样久远，不仅推动了从象牙贸易到奴隶贸易的转变，最终为奴隶贸易在苏丹的大规模兴起提供了可能。[25]在苏丹的社会传统中，奴隶发挥着很强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既可用作生活和生产中的劳动力，又可作为一种“有价商品”用于市场交换。[26]在象牙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商人们将大量奴隶用于商品结算，特别是用奴隶支付阿拉伯随从人员的报酬。而这些阿拉伯人在得到奴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对奴隶加以处理，其中女奴大多充当妻妾，孩童一般都训练为仆从，而其余的奴隶则被运至北方，在喀土穆的奴隶市场上高价出售。[27]

欧洲人是深入南苏丹从事大规模商业贩奴行为的始作俑者。1857年，法国人德·马尔扎克（de Malzac）在白尼罗河上游的伦拜克附近首次发动有组织的贩奴活动。为了获得更丰厚的收益，德·马尔扎克经常鼓动阿拉伯武装随从进行暴力掳掠，这样既有利于奴隶的获取，又可通过以奴隶支付报酬的方式降低贩奴成本。通过这些方式，德·马尔扎克在贩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行为也对其他商人形成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到1865年，由于政府的限制，欧洲商人从白尼罗河的贸易领域逐渐退出，来自北苏丹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成为苏丹奴隶贸易的主导者。但不管是欧洲人还是阿拉伯人，二者的猎奴方式并无二致，后者甚至更残忍一些。

一般而言，贩奴者获取奴隶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直接的暴力掳掠。枪炮等现代武器的使用提升了猎奴的成功率，推动了奴隶贸易在白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猎奴行为“成为一种最恶劣也是最有效的掳掠”[28]。其二，奴隶贩子利用部落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纠葛，挑动部落战争，拉一派打一派，这其中又可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直接参与主要表现为贩奴商人与某些部落结成联盟，共同发动对其他部落的劫掠，最后各取所需。通常，结盟部落会得到牲畜和粮食，贩奴商人则获得奴隶或象牙。间接参与就是贩奴商人不参加对目标部落的直接劫掠，而是与结盟部落达成一种事前交易，通过结盟部落之手获得奴隶。

贩奴商人在猎奴活动中还大量使用富尔素丹国创立的“围栅”（Zariba）猎奴系统，不仅为贩奴商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逐步将其扩展为进行贸易交换和对外掠夺的基地，使得猎奴行为更加便利和有效。到1868年，仅加扎勒河地区就分散着80多座围栅，每座围栅大约有250名男人、女人以及大量的儿童。[29]在一个地区内，猎奴行为的主导权通常掌握在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手中，这种主导权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围栅系统的使用。大商人们的围栅一般呈体系分布，以一个规模较大的围栅为中心，其余次级的围栅相互连接，绵延不断，整个围栅系统所能容纳的人数规模甚为庞大。在围栅外围还分布着许多仆从部落，他们与奴隶一道，耕种农田，为商人的驻地提供食物和随从劳动力。

伴随着奴隶贸易的繁荣，在杰贝勒河与加扎勒河等尼罗河上游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实力雄厚的大商人。这些大商人通常被当地人称作“喀土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苏丹北部贾阿林部落的祖贝尔·曼苏尔（al-Zubayr Rahman Mansur）。1850年代，祖贝尔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加扎勒河地区强大的赞德部落结为联盟，从而为其在贩奴事业的发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6年，祖贝尔又与阿拉伯河北岸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巴加拉人结盟，开通了连接加扎勒河与科尔多凡的陆上贩奴路线。到1870年代，祖贝尔建立起了强大的贩奴集团，年贩奴量最高可达1800人。[30]

除了大商人之外，数量更多的小商人也是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小规模的贩奴商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杰拉巴（Jallaba），主要来自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但其初始来源地多为苏丹北部地区。德国探险家纳赫蒂加尔（Nachtigal）称，当时的达尔富尔地区定居着5000多户杰拉巴家庭，他们大多来自苏丹北部的栋古拉和柏柏尔，有些甚至来自更加遥远的摩洛哥。[31]许多杰拉巴之前的职业身份均为小农耕种者，后因政府沉重的赋税盘剥及利润的吸引而转向奴隶贸易。杰拉巴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大多是商人、代理人和武装雇佣人员，他们一般独立行动，所贩奴隶的规模不大，基本都是以个位数计算。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贩奴者，杰拉巴通常不参与直接的猎奴活动，而是通过与南苏丹地区的奴隶贩子或某些部落进行交易间接获取奴隶。在获得奴隶之后，杰拉巴们向北折返，沿着陆路，通过科尔多凡或直接到达达尔富尔和埃及等地，在当地的奴隶市场上将奴隶卖掉。此外，许多杰拉巴还充当大贩奴商人在南苏丹地区的代理人或者武装雇员，不仅通过当地部落为大贩奴商人搜集奴隶，还通过大贩奴商人以奴隶形式支付的薪酬获得奴隶，然后再将其贩卖。

三 奴隶贸易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苏丹奴隶贸易中，南苏丹黑人地区是主要的奴隶输出地，而北苏丹的阿拉伯地区则是主要的奴隶输入地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晚年虽然在英国的压力下制止了掳掠奴隶的远征，废除了各种形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但苏丹的奴隶贸易并没有停止，反而在1860年代达到了鼎盛。根据当时奥地利驻喀土穆事务官奈特尔（Joseph Natterer）的描述，“在白尼罗河上，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商人，只剩下了强盗和奴隶贩子”[32]。

奴隶贸易的繁荣不仅对当时的苏丹南北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苏丹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猎奴和贩奴活动在南苏丹地区的泛滥，造成地区传统部落社会之间的失序和混乱，引发了持续的部落冲突。在白尼罗河航道开辟之前，南苏丹的各部落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分布格局，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虽然也有因为耕地和牲畜的争夺或者自然灾害而引发的部落间冲突，但整体上频率较低，数量有限，再加上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保持着一种井然的地区秩序。白尼罗河航道开通之后，在以掠夺为目的的利益驱动下，外部势力大量涌入，尤其是以暴力为特征的贩奴活动，在短时期内就打破了部落间长期形成的相对平衡关系，导致地区趋于失序和混乱状态，冲突不断。事实上，因贩奴活动的猖獗和外部势力的利用，赞德人与邦戈人、赞德人与丁卡人以及希卢克人与丁卡人的关系不断趋于敌对，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冲突，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其二，奴隶贸易导致南苏丹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原有的部落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甚至解体。加扎勒河流域是南苏丹奴隶输出的最主要地区，每年贩卖的奴隶可达15000人之多。[33]在加扎勒河、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等地，当时从事奴隶贸易的商人至少达5000人，估计有超过40万名奴隶被贩卖至埃及。[34]除此之外，因各种原因而死于贩卖途中的奴隶数量也甚为庞大。据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估计，仅1875年到1879年，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和虐待等原因，从加扎勒河地区到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贩运途中死亡的奴隶达8万—10万人。[35]到1860年，估计每年有1.2万—1.5万名奴隶被送往北方。而在整个土—埃统治时期，大约200万名南苏丹黑人遭到贩卖，其中主要是丁卡人。[36]贩奴活动所导致的人口流失及猎奴期间产生的暴力行为，将南苏丹地区的许多部落社会推向了解体的境地，其中一些小的部落作为整体已经不复存在。[37]

其三，大量奴隶的涌入冲击了苏丹北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苏丹奴隶贸易对外的主要出口地是当时的埃及和奥斯曼帝国，对内则是苏丹北部的阿拉伯地区。苏丹北部的阿拉伯社会究竟吸收了多少来自南苏丹地区的奴隶，很难进行统计，但可根据当时游历苏丹的欧洲人的记载窥探一二。“在柏柏尔和尚迪，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拥有1—2名奴隶，而蓄养5—6名奴隶的家庭司空见惯，权贵大贾和部落首领则拥有更多。这种情况在森纳尔、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等地也普遍存在。”[38]数量庞大的奴隶构成了北方阿拉伯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着广泛的角色，如家庭奴仆、妻妾、军人等；而且自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承担者，在苏丹中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几乎取代了自由劳动者，成为维系北苏丹阿拉伯社会生活和生产体系运行的关键因素。[39]

其四，奴隶贸易为南北苏丹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历史地看，南北苏丹的真正交往正是启于土—埃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双方交往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奴隶贸易，而奴隶贸易使得南北方交往从一开始就充满对立和仇恨。北方阿拉伯人在南方的猎奴贩奴活动给当地部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并且以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南苏丹地区广泛流传，最终影响了南北方关系的发展和现代苏丹民族国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