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王志耕

张磊请我为她的专著出版写几句话。这些年我没有集中研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的其他课题研究，无论是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关系，还是巴赫金研究，都离不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而且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也一直在变化，新的想法总是在不断地推翻旧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张磊在她的整个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与我的交流也在不断地给我启发。所以，在她的成果面世之际，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本蕴含着许多富有启发性内容的著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座神秘的矿藏，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思想家都凭借着对这座矿藏的挖掘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弗·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弗兰克、舍斯托夫，甚至西方的纪德、加缪，以及延续至今的大量后继者。可以说，每一个严肃的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矿藏中都能挖掘出令他震撼和深思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在经过不同的处理之后就呈现出五光十色，甚至迥然有异的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说：“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即使你穷毕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说虚度了光阴。”他也许没有料到，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作同样建造了一座充满秘密的矿藏。我20年前从东正教文化的路径进入过这座矿藏，今天，张磊又从时间叙事的角度向我们描述她所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时间问题，迄今已有大量论述。大家熟知的当然就是巴赫金的一系列论述，他从陀氏的“门槛时间”抽绎出他的“时空体”学说。但从今天的文化诗学模式来看，巴赫金并没有把他的研究推进到底。严格说来，巴赫金并没有为自己的文学批评设定一个稳定的范式，尽管他说自己的研究是“超语言学”。他的这个超语言学致力于超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体系，把事件和行为中的“言语”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建构一种“行为哲学”——以平等对话为价值立场的道德哲学。有研究者认为巴赫金是“文化诗学”的先驱，以我的理解，文化诗学起码要有三个层面的架构。第一个层面是叙事形态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批评者应当通过文本解析抽绎出对象区别于他者的独特叙事模式，如巴赫金对“复调”的概括。第二个层面是对影响该叙事模式形成的文化因素的溯源，寻找到叙事形态与文化渊源之间的结构性呼应，如巴赫金把文学的狂欢化追溯到民间的狂欢节。在这两个层面上，巴赫金的工作做得十分漂亮，尽管在我看来，他还缺失了对俄罗斯本土资源的考察。我们说，文化诗学还要有第三个层面的研究，这就是，要回答对象文本的叙事模式的文化意义是什么。不错，巴赫金在讨论“复调”时也指明了这是对“独白”的否弃，但具体来说，从哲学对话引申到艺术复调的社会意义、人学意义及文化意义到底是什么，巴赫金并没有做出更明确的阐述。或许这就是他只承认自己是个哲学家而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原因。

巴赫金未竟的工作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以更多的阐释空间，这也就是张磊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它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间叙事的文化意义到底是什么。

在第一个层面的研究上，张磊并没有停留在巴赫金的视野之内，而是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间叙事做了一个基于艺术形态的考察，而非巴赫金意义上的哲学模式的归纳。巴赫金的“门槛时间”固然富有启发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显然不只具有这一类时间叙事形式。在这一问题上，张磊是把巴赫金的“大时间”概念从艺术文本的角度做了一个扩展性阐释。如果说“时空体”展现了空间介入导致的时间共时化，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以时间叙事为主导的传统小说形态，那么，“大时间”叙事则显示出多种时间维度的对立、交错与融合，这就是“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人物心理瞬间”“尘世时间与彼岸时间”的立体形态。当然，张磊这本书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对这种时间叙事的文化意义的发现。

卢卡契曾经说过，在史诗产生的时代，因为生活具有稳定的、强大的内在意义，所以在史诗的叙事中时间被消解了，不被特别关注，但是，“在小说中，意义和生活是分开的，因此本质的东西和时间性的东西也是分开的；几乎可以说：小说的整个内部情节无非是反对时间强力的一场斗争”。我们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正是这样，生活的本质与时间性是对立的。单纯的线性时间标示的是理性主义的历史存在，是进化、上升的逻辑，是存在的必然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维时间叙事就是要抗拒这种时间强力的必然性，揭示出现实的偶然性和消解了必然性之上的理想的可能性。所以，张磊的理解是深刻的：小说中的多维时间共存，可以视为时间的“分身”，分别指向必然性与可能性，而其重点是呈现理想化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要消解历史的必然性逻辑呢？人类历史按照进化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好吗？承认并遵从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的必然性不好吗？如果我们的提问到此为止，回答当然是容易的：好！然而，现实叙事的吊诡之处恰恰就在这里。问题不在于必然性逻辑，而在于这个逻辑中隐含的另一重逻辑，即，要实现这种必然性，需要排除掉所有偶然性。回到社会学层面上来说，就是别林斯基的公式：要实现人类的公平正义，需要牺牲掉那些愚不可及的群氓。甚至是要将斐迪南大帝的名言付诸现实：要实现法的正义，哪怕这个世界毁灭！显然，能够认识到尘世时间对于必然性的指向，并预见到它的“人神”之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于时间叙事的最本质的内容。

张磊在书中提到，作家的启示录思维是划分尘世时间与彼岸时间的根本。也就是说，这种思维在小说时间叙事中呈现出两种向度，一种是对末日景象的警醒，即上述对依赖于尘世时间维度的历史理性必然性背后逻辑的揭示，另一种就是“把末日时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作为一个促发人们在有限性中去力图创造无限性的契机”，即对走向彼岸时间的精神可能性的揭示。张磊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梦境。以往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非常多，但关键在于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这种特殊的梦境时空叙事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梦境的偏爱恰恰表现出他对现实时间有限性的理解。在现实时间统治的尘世空间之中，人的存在失去了隐喻的完整形态，或者说，失去了上帝临在的统一价值基点，人要么遭遇无所依凭的“存在主义”境况，要么陷入“一切都容许做”的革命逻辑——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如果仅是靠某种亲身体验式的叙事，如卡夫卡或加缪那样，它的视野就会仅仅局限于对末日景象的描绘与警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肉身性叙事，他曾经声称他的创作属于“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他要发现的是“人身上的人”，这个超乎于一般现实主义之上的现实主义，就是“第二视力”所窥见的、以彼岸时间所统治的精神空间，那个“人身上的人”就是引入了上帝之维的、具有自省意识的人。所以张磊说：“作家描摹的梦境并不纯然是与现实隔绝甚远的虚幻时空，而是促发人物精神变化进而参与改造现实、对现实时空进行补充的异空间，因此小说中的梦境往往既表现出主人公不同的内心风貌，也暗喻着他们的精神转变和个性化体验。”或者说，梦境叙事表达了时间的更多可能性维度，隐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精神上升的可能性的期待与信念，这也是他一方面被存在主义者视为鼻祖，另一方面又成为白银时代俄罗斯新宗教精神之本源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维时间叙事，从实质上说是为了应对单一的理性时间所造成的人类精神危机。理性时间的现实伦理影响是对权力秩序的强化，而其后果则是社会结构中的弑父危机，即权力压抑导致弑父情结的释放。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弑父”的原因。但仅理解到这一点还远没有触及作家艺术叙事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的与其说是弑父，毋宁说是“寻父”。即通过对理性时间权力秩序的消解，通过多维时间叙事的引入来寻找重建“父与子”和谐关系的路径，这既是社会现实意义层面上的“寻父”，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的“寻父”。张磊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发现了三种父亲形象——血缘之父、养育之父、精神引领之父，它们代表的其实是由三种不同时间向度建构起来的父子关系。血缘之父就是传统理性时间逻辑中的天然权力的拥有者，因为在时间链条上它出现在先，所以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也因此成为子辈“弑父”的对象。如果小说只是描写了这一种父子关系，那么它所表述的也就只是父与子之间的隐喻关系的断裂，或者说，这只是精神寻父的前提。从古希腊神话、雪莱的《钦契》等显性弑父题材，到世界文学中大量隐性弑父情节的描写，所揭示的都是对依赖于理性时间存在的权力秩序的颠覆欲望。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同时看到了另外的“可能性”父子关系。所谓养育之父，实质是平行时间中的父亲，它不具备先在的权力，而只与子发生平等的转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法完成精神寻父的最终使命，或者说，这只是一种转喻轴上的肉身依赖。这样，作为精神引领之父的佐西马长老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关系，是一种超越现实时间的父子关系，或者说，是彼岸时间对现实时间的介入，是重建父子原初隐喻关系的象征。他们之间存在的不是理性时间中的权力等级，佐西马的出现是对“聚合性”空间的建构，因为它将上帝时间引入了尘世时间，赋予了在理性时间中被压抑的子辈以精神的自由，从而使“生活就是天堂”的愿望成为大地秩序上的潜在可能。

张磊一直以她尚不通俄语为憾。但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已经远不是一个俄罗斯现象了，他超越了时空、种族、语言的界限，进入了整个人类存在的“时空体”之中。他的创作不仅是对那个时代和那片土地的寓言，也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悖谬性的一个寓言，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体味这个寓言的深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磊的工作既实现了她自己的意愿，也有效地参与到了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的开放性对话之中。

2020年12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