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兀儿月良就是黄芦淀，这与《经世大典》《元史》《金华集》等元代文献的记载均可互相印证。正如特木勒先生所言，《经世大典》所载“西夏之西，近川”是确定黄兀儿月良站方位的关键史料。他说“所谓‘西夏之西’之‘西夏’未必指整个西夏疆域，而是指‘西夏中兴路’，后改名‘宁夏府路’。‘西夏之西’指‘西夏中兴路’之西”[24]。特木勒认为“西夏”指“西夏中兴路”而不是整个西夏，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可能还有推敲的余地。“西夏”是指整个西夏疆域，还是指西夏中兴路，要联系其后的“近川”来考察。“近川”的“川”到底在哪里，才是确定黄兀儿月良方位的关键所在。搞清楚“川”的方位，句中的“西夏”何指也就清楚了。

那么这里的“川”何指呢？窃以为此处所言“川”，并不是特木勒所说黄兀儿月良所临近的“噶尔拜瀚海”，即横亘在蒙古国南部及中蒙之间的大漠戈壁，[25]而是李治安先生考证出的“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这里是元帝国和察合台汗国“战争或和平时期双方军队进退和使者、商旅往来的必经通道”，是元朝向西进攻察合台汗国时所“入”所“过”的第二处戈壁石川。所以“近川”之“川”，“即蒙元哈密力附近及以西一带”的戈壁石川。[26]具体理由有二。

其一，《经世大典·站赤》载，至元三年（1266）（《永乐大典》所引《经世大典》误作“中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中书省的奏章中提到，“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此三处阙铺马”[27]。《经世大典》三站并提，可见“近川”者不仅仅是黄兀儿月良，而且塔失八里和揽出去两个站赤也“近川”，而后两个站赤正位于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对此李治安先生已有论证：“此处的‘川’，应当指谓戈壁石川。因明言其位置在‘西夏之西’，故亦即蒙元哈密力附近及以西一带”，“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沙漠，应该具体指谓哈密力附近的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28]。塔失八里和揽出去两个站赤的位置已经很明确了，不可能在宁夏府路之西贺兰山后的“噶尔拜瀚海”中。既然黄兀儿月良、塔失八里、揽出去三个站赤均“近川”，则不可能一川二指，既指哈密力东西石川戈壁（即李治安先生《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一文所言第二处戈壁石川），又指临近阿拉善左旗北部的“噶尔拜瀚海”（即李治安先生所言第一处戈壁石川）。确定了“川”的位置，那么“西夏之西”自然也好理解了。西夏应该就是指整个西夏疆域而言，并非指西夏中兴路。

其二，《元史·世祖本纪》的相关记载，反映出黄兀儿月良站应该距离北庭（别失八里）不是很远，这也符合其靠近“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的“近川”之大致方位。《元史》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频频补给黄兀儿月良站。七月，“黄兀儿月良等驿乏食，以钞赈之”[29]。十二月，“给钞赈黄兀儿月良站人户”[30]。尤为重要的史料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元朝“发兵塞晃火儿月连地河渠，修城堡，令蒙古戍兵屯田川中以御寇”[31]。元廷针对黄兀儿月良的上述做法，背景是当时海都、都哇对畏兀儿地区的威胁已十分严重，其军队经过光顾火州，北庭也处在海都、都哇军队的直接威胁之下。[32]至元二十六年元朝补给黄兀儿月良，这显然是充实该驿站的做法。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又通过堵塞河渠、修筑城堡、屯田川中等一系列措施，在黄兀儿月良地区加强对海都、都哇的防御。就在元兵堵塞黄兀儿月良地河渠，修筑城堡做好战备的次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北庭一带又发生了战斗：“时别失八剌哈孙盗起，诏以兵讨之，战于别失八里秃儿古阇，有功，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33]“盗”和“贼军”的身份并不清楚，但进攻忽兰兀孙的军队数量有四千人，可见规模不小，这显然与海都和都哇的步步进逼有关。如此来看，黄兀儿月良应该在距离北庭不是太远的地方。如果说黄兀儿月良是洪格日鄂楞，“近川”的“川”指的是临近阿拉善左旗北部的戈壁沙漠，那么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在黄兀儿月良大张旗鼓地“御寇”，其对象又指的是谁呢？似乎当时甘肃境内并未发生严重的诸王叛乱，海都、都哇的势力也不可能抵达兀剌海路。所以修城堡、屯田等战备措施，应该就是指防御海都、都哇而言。“近川”之“川”，即指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交接的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一带，这里临近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的边界，元朝于此“御寇”才讲得通。

此外，黄芦淀的地理位置，也符合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发兵塞晃火儿月连地河渠，修城堡，令蒙古戍兵屯田川中以御寇”一句所描述的地貌特征。托勒库勒湖水为发源于“莫钦乌拉山东坡的玉尔滚河、乌尊布拉克河和发源于喀尔力克山北坡的吐尔干河、喀勒恰、希勒维力克、伊兰勒克、代热合力、琼彦托、磨石沟和柳树沟等小河的尾闾湖”[34]，则其地有不少河渠。《元和郡县图志》载：“盐池海……州东北四涧水并南流，至州南七八里合流为一水。侧近皆有良田。”[35]《中国河湖大典》指出“盐池乡……农业耕地1200公顷”[36]。可见唐代盐池海附近就有良田，至今依然，则元代黄芦淀周围河渠浇灌处亦应有耕地，蒙古戍军正可屯田于此以御寇。《金华集》载通政院使亦辇真“奉诏巡视驿传”，他“不惮险远，历答失八剌哈孙，抵晃火儿目连之地”[37]。亦辇真显然是从内地向西域巡视，而黄兀儿月良在塔失八里之西北（或北方），这正符合亦辇真巡视的方向。

《元史·明安传》提到至元二十九年别失八里盗起，元军与之战于秃儿古阇之地。邓锐龄先生认为秃儿古阇为吐葫芦之音转，即今伊吾县，[38]这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哈密力 北庭 哈剌火州》所标秃儿古阇的地理位置正相吻合。如果此说成立，则至元二十九年秃儿古阇之战，与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在黄兀儿月良之地加强战备正可互相印证，战前元军在黄兀儿月良的备战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这有助于说明黄兀儿月良正在伊吾境内。

此外，耶律铸《处月》一诗，有“陈兵阔里黄芦淀，转战斜车白草山咼”之句，[39]说明黄芦淀曾是元军的集结地。诗后注云：“我军败敌右部于处月。阔里，岭名，临处月黄芦淀。斜车，山名，在阔里南，大漠又去斜车西南数百里。”处月，即沙陀。《新唐书·沙陀传》云：“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40]蒲类指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清末地理学家丁谦认为，处月的居住地在巴里坤湖以东、金娑山（尼赤金山）以南的沙漠戈壁地带。[41]艾冲先生考证指出，沙陀突厥居地应在今巴里坤县和伊吾县之境，[42]而黄芦淀即位于巴里坤湖和伊吾之间，这正符合耶律铸“处月黄芦淀”之描述。邓锐龄先生指出，伊吾县西北有地名“阔拉”，“阔拉”为“阔里”一声之转。阔里岭即今伊吾县西北阔拉旁以黑山为主峰之山，斜车山即伊吾县西南喀尔力克山。[43]结合《哈密力 北庭 哈剌火州》图中标注的位置以及《中国河湖大典》的解释，阔里岭应该就是莫钦乌拉山，大黑山是其主峰，黄芦淀处于阔里岭（莫钦乌拉山）和斜车山（喀尔力克山）两山之间的洼地中。其地有水草良田，地势平坦，又据两山间咽喉之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正适合立站。元朝在此设立纳怜驿站赤，并且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集结兵马，也与纳怜驿“专备军情急务”的性质相吻合。“大漠又去斜车西南数百里”，说明黄芦淀西南数百里之处是沙碛，即李治安先生所言“哈密力附近及以西一带”的石川，也正是《经世大典》所谓“近川”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