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墓志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俗事象。墓志铭早期称为诔碑，刘勰《文心雕龙》列有专篇讨论。“诔”最初就相当于墓志一类的文本。刘勰说：“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显然这是一种对于亡者的纪念与颂赞的文体。由于这种文字往往勒于石碑，故也称碑文，所以诔文与碑文往往相关联。只是碑文涉及面更广，墓碑或者诔碑只是碑文之一种而已。碑文因铭于石，也称铭。当然铭文也不仅仅是墓铭。但诔、碑、铭与记述亡者的故事相关，所以刘勰这样总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刘勰很好地表达了这些文体名称的相关性及其区别。不管是碑、铭，还是诔，都是叙述墓主的功业。在南北朝的时候，“墓志”这个名称就有了，如《昭明文选》选录了“诔”“碑”，也选录了一篇“墓志”——《刘先生夫人墓志》，这是当时就称“墓志”的证据。

至于我们现在把汉代碑铭称墓志，那只是以后来的名称去称谓古时的墓碑文字，而在当时一般是不这么叫的。但北魏的墓志丰富起来了，有的就直接叫墓志铭了。如《魏代扬州长史南梁郡太守宜阳子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就把“墓志铭”三个字直接写在墓志之首，还有《魏故南阳张府君墓志》也是把“墓志”写在碑上。到了唐代，称“墓志”就成了一种惯例。至于墓志、墓碑、碑铭，各种称谓及其各种差异，古人分得细微，但是最为本质的是：这些碑志类文字是对亡者的颂赞与生平历史的记录的一种文体。

刘勰说：“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这说明，过去做诔文是士大夫的一项基本的写作文字功夫。我们翻开唐宋八大家的文集，都会看到墓志占了很大的比重。唐宋以来，士大夫撰写墓志铭成了传统。这样，墓志承载了文化精英的个人历史及其评价，而撰写者也是社会的文化精英，墓志铭文本也是古代文体的精华，所以其文化含量高，信息量大，是最值得研究的民俗文本之一。

李宏利十年前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进入的是人口学专业博士点。过去中国高校，博士生招生，如果没有导师所专攻的专业点，就在相关的博士点招生。我是做民俗学研究的，那时我们的博士点还没有批下来，所以李宏利就进入了已有的人口学专业博士点学习。我很感谢人口学专业的大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民俗学博士点也建立起来并获得蓬勃发展。我们不能忘记学科发展的这段历史。

本书的写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学研究所多位人口学家的指导和帮助。在人口学专业，我们必须做与人口学相关的民俗研究，或者与民俗相关的人口学研究。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们觉得上海地区的墓志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墓志铭记录的墓主的家世、生卒年月、婚姻、子女人数，以及主要功业与价值取向，材料丰富。相对于史书人物传记的有限材料，墓志铭是相当丰富的，其总量远比同时代史书的传记多得多，所以说墓志绘制了中国民众的历史生活长卷，其作为人口学的资料十分珍贵。因为墓志总是要记述墓主的生卒年月，这是很珍贵的寿命记录，而子女数量、婚姻状态都是家庭结构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上海地区的民众进入国家正史传记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所以，上海地区的墓志铭成了研究上海人口与上海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广义的角度看，人口学需要研究人的生老病死问题，而生老病死问题也是民俗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方法有所不同。所以，民俗学从墓志铭这一对象入手，讨论人口问题，既是对人口学的拓展，也是对民俗学的空间拓展。

记得有一天，李宏利告诉我可以从墓志铭讨论一妻与多妻的生育率问题，一妻家庭整体生育子女数少于多妻家庭，但是一妻家庭的一妻身份的女性生育率高于多妻家庭的多妻身份女性生育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具有多方面的科学意义。

依据墓志铭统计出来的明清时期上海人口寿命比一般统计出来的人口寿命高很多，这引起很大争议。这可能不适宜说明整个上海人口寿命问题，但是对于有撰写墓志铭习俗的士大夫家庭，其家庭条件可能比一般家庭好很多，文化水平高，这些是不是影响人口寿命的重要因素呢？所以，墓志铭记载的群体寿命数据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珍贵资料，应该去积极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怀疑那些刻在石碑上证据确凿的书写，因为墓志铭生卒年月造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墓志铭最为重要的功能是上海士大夫的精神记录与价值认同，上海墓志铭显示，儒家文化是上海士大夫的精神之本。本书的重要立足点是明清上海士大夫的文化认同，这一时期，上海从传统文化的边缘区转为文化的重镇，人文荟萃，中西交融，墓志铭为这一文化的重要转变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本书为上海城市文脉的延续与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扎实的学术文化资源。几百部墓志铭的深度阅读，为民俗文献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这是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共同收获。

“临丧能诔”，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功，是士大夫阶层的生存依据与文化身份。可惜今天的上海，不仅仅是上海，有几人能够做到？我们不说理工科的教授、大学生，他们毕竟是在从事不同的行业。我们也不去说法律、经济那些专业，单说中文系师生，有几人能写出墓志铭这样的文本呢？我们再缩小一下范围，民俗学的师生能够撰写墓志铭吗？每年近千万的民众去世，没有得到墓志铭的记录与价值传承，生命的意义是大打折扣的。我每次到上海的墓园去调查，看到绝大多数人的墓碑上只有生卒年月，就深感民俗学真的是失职，没有为社会贡献我们应该有的知识和能力，也坚定了要发展专业民俗学的决心，让“临丧能诔”这一传统在当代有所传承，也让千千万万的民众的生命价值得以延续；让社会增加更加富足的文化资源、家庭教育资源，也让感恩报恩意识找到真正的载体。

李宏利不仅是上海少有的墓志铭研究专家，也是当代墓志铭撰写的实践者，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也是我从事民俗学教育几十年最为欣慰的成就之一。

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发掘墓志铭这座文化宝库，也希望社会把墓志铭传承作为文化传承的大事来抓，让生命变得更有价值，让社会更有爱。

2019年2月26日于海上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