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唐代“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者的表述不尽相同。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88“三馆生徒，即令追集”[1],《新唐书》卷14“三馆学官座武官后”[2]，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个学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3]照池田温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4]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了。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与论题的选择有关。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如论述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士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5]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和翰林学士。[6]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以宫廷文人作为研究对象。[7]笔者认为，对唐代文馆的界定，可以从更宽广的视野出发，但同时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馆所，二是中央官方机构，与民间的地方性的文化机构有别。主要对象应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二是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是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与诗体发育等方面。已有成果无疑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研究者往往致力于某一文化机构，“点”多“面”少，整体性不足。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等研究较多，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尚有较广阔的空间。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唐代文士，或在朝，或在野，其朝野之间的转换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同时对文学进程也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因此，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朝野迁转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多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落脚点不在文学。充分利用已有成果，推进和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文士地方流动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朝野迁转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