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鼎足三分”：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

到2014年，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也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新世纪文学却宛如登上了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拓展与进取，在主要形态与基本格局上发生了前所罕见的变化。如影视文学的繁荣，网络文学的勃兴，博客文学的流行，手机文学的普及，这些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媒介性的新媒体文学，均是新世纪文学的绚丽标牌。经过十五年积淀的新世纪文学，不仅成长得有模有样，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

新世纪的文学格局在变异。我们过去的文坛，大致上是以专业作家为主体队伍，文学期刊为主要阵营，文联、作协为基本体制的一个总体格局。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文学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加之市场化、商品化、消费化、大众化、娱乐化、全球化、部落化和传媒化联袂而来，在被动应变和主动求变的双重推动下，文坛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一书认为，“新世纪文学在新的变异中逐步形成新的格局，对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与描述，我的‘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和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的‘三足鼎立’的观察与看法，现在看来，已是越来越确定也越来越明晰的一个现实存在。”[14]可见，白烨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格局已不像中国传统文学的“雅俗二分”，也不像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士民二分”，而是借由不同传播媒介的传统型文学、市场化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的“鼎足三分”。

其实，“三足鼎立”的文学格局与“三足鼎立”的文坛格局是相对应的。在新世纪，传统文坛体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并呈现着“一分为三”的重组：一是以文学期刊为依托的国家体制文学文坛；二是以市场图书出版为依托的流行文学文坛；三是以网络电子信息为依托的新媒体文学虚拟文坛。当然，新世纪文坛虽然是“一分为三”，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性，依托于体制文坛的主流文学由于有着各种文学资源的支撑与扶持仍在新世纪文学总体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体制文坛上生成的是主流文学，从总体上看可细分“纯文学”（或曰“雅文学”）和“主旋律文学”两种亚文学。假如说“主旋律文学”推崇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的话，那么，“纯文学”推崇的则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自身规律以及“有意味的形式”。事实上，自20世纪末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主张之后，“主旋律文学”便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工程（如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或简称为“马工程”）和国家文化战略的当然构成。于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八荣八耻”、“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义作为“主旋律”元素被纳入新世纪的文学建设之中。这样，神舟飞天、奥运情结、革命历史、“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问题等世纪之交及新世纪出现的重大社会、历史性事件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在主流文学中得到积极反映，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使命与文化担当为新世纪文学增添了一抹意识形态的底色。

在市场文坛上生成的是市场化文学（或曰流行文学、大众文学），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青春文学、影视文学、都市畅销书、类型小说、休闲散文、名人传记等。市场化文学面向市场而写、为市场消费而写、为码洋与利润而写，有着浓厚的商业性与消费性。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政府审时度势，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出了一揽子重大举措，特别是对出版社、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网站、剧团剧院等实行“断奶”或“半断奶”政策，将这些文化单位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商业单位，从原来的官场主体转变为市场主体。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出版单位通过改制、重组、上市，既做大又做强，既做精又做细，既做特又做全，纷纷扰扰，熙熙攘攘，恰如过江之鲫。这样，市场文坛得以迅速形成，而且不断地扩大、不停地增容，既追求文学生产最大化，也追求文学消费最大化，在数量与质量之间更强调产量与销量，从而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商业性、消费性以及大众性、通俗性等个性化特性。市场文坛凭借商业力量，将新世纪文坛变成了巨大的文学贸易市场，烘托出经济时代特有的文学繁荣。比如，在新世纪初，每年超过一千部的长篇小说，绝大部分都是由市场文坛推出的，其中体制外作家在文学市场上的份额远远超出体制内作家。

在网络文坛上生成的是新媒体文学，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手机微信文学等。所谓新媒体，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械印刷媒体、电子媒体而言的，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依托的是高科技的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无线WiFi网络，以数字化取代物态化。媒体的革命与传播手段的革命，总会或快或慢地启动媒体化语境下的文学革命。毋庸置疑，网络是技术的产物，技术和文学的联姻产生了网络文学。可以说，网络文学是最具技术性，也是最具科技含量的文学样式。互联网的存在既让文学发表变得轻而易举，也让文学传播变得四通八达，还让文学致富变得轻轻松松，这样极大地刺激了个体写作与集体写作的能量，网络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据统计，目前全国文学网站签约作者的人数已突破百万，约5000万读者通过网络、手机和电子阅读器阅读文学作品。随着网络在技术上的升级换代，从2G网络到3G网络再到当下热门的4G网络，网络文学也渐次向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手机微信文学等新变，而且共生共荣。目前国内最活跃的手机阅读阵地“空中网小说频道”，每天有超过100万用户参与掌上阅读。从整体上看，新媒体文学在数量上完全可以用“海量”来形容，在质量上虽然是良莠不齐、良少莠多，但还是有一批质量好、水平高的作品既得到了网络文坛的认同，也得到了市场文坛、体制文坛的认可。例如，在2008年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之际，有一部网络小说《网逝》（作者：文雨）入围。在2011年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之前，茅盾文学奖公布新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其中首次注明：“将向持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重点文学网站等征集参评作品。”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作品的资格化授权，被看成是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破冰之举。此次参选的网络文学作品有7部，分别是《成长》、《遍地狼烟》、《青果》、《从呼吸到呻吟》、《国家脊梁》、《办公室风声》和《刀子嘴与金凤凰》。尽管网络文学离中国当代最权威的茅盾文学奖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参选则肯定是一个蓄能与崛起的信号。

当然，“一分为三”的新世纪文学，虽然有着共同繁荣的态势，但绝不是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三者之中，主流文学依然是新世纪文学的引领者与掌旗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以下因素：一是主流文坛的队伍主要由当代知名作家构成。例如作为国家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中国作家协会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91000多名。它不仅几乎囊括了当代的知名作家，还从行政上掌控着新世纪文学的格局与走向。二是主流文坛占据着文学发行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机制下，文学期刊仍是重要环节。毕竟绝大多数专业作家仍是通过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获得文坛的确认，而且新世纪文学的主流面貌也是通过文学期刊呈现的。这些文学期刊有《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北京文学》、《大家》、《萌芽》等，它们不仅承担着新世纪文学的刊发职能，也发挥着新世纪文学的守护与引导职责。还有，中国作协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情报告”列为重点扶持项目，自2003年起每年连续出版一部年度《中国文情报告》，并配套出版一部年度《中国优秀作品选》，逐年记录年度文学足迹，清点年度文学成果，盘点年度文学热点，聚焦年度文学的得失，还对年度文学进行分门别类的追踪与考察。准确地说，《中国文情报告》实质上就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行动。三是主流文坛把持着国家权威文学奖项。在新世纪，国家级的权威文学大奖有五个，分别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按照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文学评奖是文学作品获得象征资本的主要途径。这样，把持着文学评奖的主流文坛也就有了培育主流文学的最宽口径与最佳平台。所以，有学者认为：“由于主流文坛拥有当代知名作家、权威文学期刊、权威文学奖项等重要的文学生产力和文学资源以及主流文坛对市场文坛与网络文坛的有效介入，传统主流文学事实上被史学家默认为正宗文学。”[15]

“一分为三”的新世纪文坛改变了当下文学的运作方式，包括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的传播方式、文学的消费方式以及文学的附魅方式。具体地说：一是改变了文学生产途径，人们不必获得作家身份也可以自由写作；二是改变了文学传播途径，人们不必经过审批也可以自由发表作品；三是改变了文学的认证标准，作家作品不必通过文坛体认也能获得文学声誉；四是颠覆了以往的文学观念，文学出现了有目共睹的“泛化”。对此，白烨认为：“传统文学依然有影响，有活力，这自不待言，但影响在缩小，活力不及别的新兴板块，却是一个事实。传统文学不是一切都好，新兴文学也不是一切都坏，两个方面都需要互相学习长处，弥补短处，以适应新的读者、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如何在挑战中寻求新的机遇，在坚守中获得新的成长，或者说进而增强应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已是一个必然面对的严峻问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