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早期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及存在问题
1.秦早期历史研究的主要收获
我们今天从事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拥有比古人甚至20世纪前半期学者优越得多的条件和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批考古资料与文物的发现与出土，使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一大批研究成果的问世，也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纵观自20世纪以来的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其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秦早期历史的考古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历史研究中，对秦早期历史研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基本内容与面貌特征，主要依赖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考古重大发现和研究催生和开辟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因而，秦早期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与深入，是与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及研究相同步的。如在关中宝鸡斗鸡台、郑家坡、壹家堡、边家庄等商周秦文化遗址与文化类型的发现；雍城秦公大墓、众多中小型秦墓的发现；甘肃天水一带渭河上游地区一批周代遗址和毛家坪、董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址、清水刘坪遗址、张家川马家塬、秦安王家洼遗址的发现、发掘及文物的出土；天水市城区、西汉水上游礼县等地秦墓及重要文物的出土，所有这些秦早期文化遗址与文物的问世，使备受人们怀疑与争论的《史记》所载秦人早期历史有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和实物资料支撑；也使扑朔迷离的秦人早期发展历史的客观存在得到落实；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研究也在秦史研究中拥有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标志着一个全面而系统、综合而科学地开展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时代业已到来。
（2）秦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和年代序列初步建立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秦早期历史特别是对中潏以前的秦人历史的研究与论述，仅停留在伯益之后真伪的辨别和争论上。近二十多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初步建立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年代序列，秦早期历史的发展线索已基本清晰。如关于秦人族源尽管还存在东来说与西来说等这样那样的争论，关于秦早期文化也有源于商周文化、周文化与西戎文化的不同认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资料和内容线索已大致搜罗毕集。如关于秦人西迁与进入陇右的时间，尽管存在迁移次数多少的争论，但商末周初秦人已到陇右的认识已基本成为共识。如关于秦人商周以来的早期活动及其线索，从关中到陇右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大都已得以揭示。于是，将上述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年代序列与发展线索便比较完整地显现出来。
（3）秦早期文化的研究受到高度关注
秦人历史从商末中潏算起至秦朝灭亡，前后至少800多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华上古文明快速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由百花齐放的轴心时代向整合一统过渡的时代。在这一进程中，秦人及秦文化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不论是就秦人自身文化的发展而言，还是从中华文化的整合再造而论，探讨和揭示秦文化的来源、形成、内涵和特点，都是至关重要又饶有兴味的课题。所以，伴随秦人早期历史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秦早期文化的研究和关注就成为必然。近二十多年来，在秦早期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通过考古材料和史料的结合，在文化来源、形成时间，文化成分、基本面貌和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争鸣。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目前还不一致，但是，涉及秦早期文化的基本材料和线索都已被整理和挖掘出来，秦早期文化在秦文化和中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普遍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秦文化与东夷文化、秦文化与商周文化、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关系，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秦文化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丧葬习俗、文学艺术、秦系文字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取得不少的进展。
（4）研究内容和领域空前拓展，研究方法趋向多元
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有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而考古发掘与研究不仅推动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极大地为多学科开展综合研究和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方便。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法之外，考古学的文化类型学方法、考古学文化的方法、年代学和编年的方法、器物组合的方法等已广泛地运用于研究之中；还有文字学方法、器形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比较法、民俗学方法等多方法的运用与综合研究，开创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新局面。从研究内容与领域来看，一方面，借助考古资料和民俗资料，对秦人早期历史的研究从一般由商周开始而上溯到夏初甚至更早；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已突破线性的粗线条论述，而进入微观的多角度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以前较少涉及或没有触及的一些内容和领域，如秦早期科技与金属铸造、秦早期艺术、秦早期物质文化的发展、葬俗葬仪、建筑、都城、音乐等内容与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将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2.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近百年来的秦早期历史研究，一方面，可以说对与秦早期历史的研究不仅从无到有，而且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学术界关于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与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对秦人族源问题的二元对立影响了对秦人早期历史本身的探讨
在我国历史上，夏、商、周、秦四代政权，正处在我国早期民族的形成期，其政权的建立，都是在其部族经过漫长的起源和发展壮大而建立的。因此，追溯各部族的起源和族属，就是一个认识、探究其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和逻辑起点。夏人起自北狄，商人来自东夷，周人兴起羌戎，已是学界的共识。而夏、商、周政权人们习称三代，并认为是前后相继的中国早期的正统王朝。可是，继周而兴的秦人，虽然曾一统天下，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形成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取得了较三代更为辉煌的成就，却因在族源上由于存在“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长期被视为戎狄之族而排除于华夏之外，常常被置于“例外”和“异数”的地位和语境下进行论说，这种对于秦人族源问题的长期二元对立和双重标准，已成为深化秦人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障碍。
近年来，在天水地区乃至关中地区一系列秦人早期重要文化遗址的发现、西戎文化遗址的发掘，包括像《清华简》等重要文物的出土，为突破秦人族源问题二元对立这一瓶颈带来了契机，也为科学认识秦人族源与族属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因此，超越二元对立，重新认识秦人的族源与族属，就成为深化秦人早期历史乃至整个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2）长期的“非秦”倾向干扰了对秦人早期历史的科学评价
秦国经历漫长的崛起发展，进而“卒并诸侯”一匡天下而又迅速灭亡，这成为2000年来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学界民间长期热议的永久话题。历代王朝君臣举凡讨论治乱兴衰和统治得失，秦亡和“暴政”几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教条。于是，“暴秦”“暴政”“暴君”“虎狼之师”“戎狄”“秦夷”等名词，几乎与秦人、秦国、秦王朝、秦始皇画上等号，并充斥于典籍史册。但是，秦人真正的历史发展，崛起强大和治乱速亡之因的探究和客观评价，反而被忽略了。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非秦”之声不仅不绝于耳，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时至今日，此类言论仍常常再起。秦之暴政与速亡固然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种标签式、教条化和模式化的秦史认知，显然既不科学，也欠公允。秦人特殊的历史和发展道路，以及独具魅力与特色的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完成国家一统和文化整合的历史大任，必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必然性。由于“非秦”的盛行和长此以往的遮蔽之故，基于秦人早期的历史起步、族体形成、崛起过程、文化形成、文化特点、社会转型等历史进程和深处探讨其成功之因和速亡之果的理性分析反而不多。这必然造成对秦人早期历史包括整个秦史的非理性认识和非科学评价。所以，摒弃“非秦”思潮的干扰，从三代至秦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审视秦人历史的发展，通过早期历史线索的梳理和历史细节的挖掘，复原其完整的崛起过程，再现其兴起建国的历历足迹，我们才有可能对秦人历史及其价值地位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3）对秦与西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在秦人兴起、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西戎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因素。嬴秦西迁与定居西垂，是其崛起的历史起点，而秦与西戎的通婚联姻，不仅使西戎在其势力范围接纳了嬴秦的迁入，而且和睦共处、互相学习，推动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又经由西戎的周旋和姻亲关系，促成了秦之归周以及与周人关系的缓和。更为关键的是，嬴秦在与西戎的交往和共处中，深受西戎文化与习俗的影响，其勇猛彪悍的民族性格和长于养马、善于骑射的风俗习尚，既与西北高原的自然环境有关，更与西戎的文化影响和习俗熏染密不可分，以致当时和后世曾长期视秦人为戎狄。从嬴秦到秦人，其兴起和族体的形成以及文化的生成，西戎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迨至西戎与西周交恶之后，秦戎关系亦由和睦而转向战争、和平与征服相交替的新阶段。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戎双方的实力经历了一个从戎强秦弱到实力相当再到秦人强大进而征服西戎的转换过程。最终，伴随秦人立足、兴起、强大的西戎则随秦人的崛起而渐次衰落进而融入华夏。可见，秦与西戎的相争相伐，不断激发和砥砺秦人在金戈铁马的考验与洗礼中，秦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败到胜，并塑造和形成了典型的尚武精神，以此支撑秦人奋发进取，百折不挠，一路走向强大，进而一统天下。秦与西戎长期的攻伐与交往，共处与交融，使彼此成为一个相依互补、命运攸关的特殊共同体。及至秦人征服西戎，则文化与民族融合已是水到渠成。这一融合，可谓在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力上，为秦人一匡天下奠定了基础。所以，要了解秦人历史，秦戎关系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习惯思维、文化偏见，也因为史料缺乏，学界对秦戎关系的认识和探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近年来，天水地区秦人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和西戎文化遗址的发掘，则使深化秦戎互动关系研究和揭示其神秘面纱成为可能。这是准确把握秦人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4）固有观念和习惯意识尚需打破
长期以来，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在秦人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必然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认识，这已成为深化秦人历史研究的障碍。在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曾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就是秦人在东入关中之前，尚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其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在东入关中以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流行观点，亟须改变并作出科学的解释。再如历史上的“非秦”倾向、秦人族源、族属问题，无疑是历史狭隘主义的产物，必须摒弃。诸如此类的问题，若不打破固有的观念束缚和习惯意识，我们就难以构建科学可信的秦人早期历史。
所以，要深化和进一步推动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一个非常急迫和核心的问题，就是必须提高和统一对秦人早期历史与文化的基本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传统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干扰与束缚。我们对秦早期历史的研究，既要从秦人崛起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去把握和研究，又要将秦早期历史置于其所处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与探索，还应该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科学地、辩证地从多角度、多层面和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开创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只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改变思维模式与固有观念，构建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解释体系与逻辑体系，采用多学科研究的科学方法，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是深化秦早期历史研究的突破口所在。
[1]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2]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一。
[3]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0页。
[5]参见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200页；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1页；孙新周《岩画·鹿石·嬴秦民族寻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
[7]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雒江生：《秦国名考》,《文史》第三十八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
[9]雍际春：《嬴秦故园——秦早期文化寻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11]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礼县博物馆：《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3]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中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
[14]陈泽：《西垂文化研究》，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版。
[15]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嬴秦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16]雍际春：《汧邑非秦都考》，徐卫民、雍际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