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佩平的历史文化学派

历史文化学派是19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产生的，它的兴起是由于俄国民族意识的高涨，社会上关注文化史的发展，要求把文学理解为民族历史生活与发展的反映，也由于历史主义观念在文艺学中的日益成熟，作家日益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和历史意识的表达者。同时，历史文化学派的兴趣也同19世纪科学文化的发展相联系，人们要求客观地寻找文学发展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具体就是同欧洲文化史学派相联系。欧洲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是泰纳（1828—1893）。这一学派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义哲学，它的根本原则是把文学看成是民族历史生活的反映，认为要了解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们所属的时代的世界观和风尚。联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文学的发展，是它的优势和特点。它的局限是用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环境，把环境看成是事实的总和，是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杂烩。同时又把文学作品仅仅当作文化史文献来看待，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在俄国整个19世纪，由于专制的禁锢，文学几乎是表达社会思想的唯一手段，因此历史文化学派在俄国有特别适宜的土壤，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都占有优势。然而俄国的历史文化学派又从不同于欧洲文化学派，它更多地渗透着公民精神和社会理想。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佩平和吉洪拉沃夫。

佩平（1833—1904）是科学院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民主活动和文学活动。他是一个大学者，一生写了1200篇著作，涉及俄国文学史、文艺学方法论、斯拉夫文学、民俗学、民间创作、俄国史、宗教史、社会思想史等广泛领域。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社会运动》（1871）、《20至50年代的文学观述评》（1873）、《别林斯基生平及通讯集》（1876）、《俄国民族志学史》（1890—1892）、《斯拉夫各族文学史》（1879）、《俄国文学史》（4卷，1898—1899）。

佩平研究的出发点是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必然联系，他所持的是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决定论思想，例如他说，如果不研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就不能理解文学浪漫主义的历史。他的研究重点是社会自我意识的增长，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社会自我意识。他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献，其中必然要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社会道德风尚，等等。他说：“文学史是整个社会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来考察社会自然意识的增长。”[1]例如，他认为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反映19世纪20年代的“自由的爱国主义运动”，描写了新兴的启蒙的理想主义同过了时的崇高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照他看来，文学发展史为研究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为研究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事实，他感兴趣的首先是社会和民族生活对文学发展的制约性，而不是文学本身的特性和特殊规律。他的论著《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社会运动》、《俄国文学史》，严格讲就不带文学史性质。皮克萨诺夫写道：“在他长达两千页的《俄国文学史》中，竟找不到整页用于美学的、纯美学的分析。佩平处处都把文学仅仅理解为总的精神文化史的一部分，几乎处处都把文学看作是历史文化实例的辅助角色”。4卷本的《俄国文学史》充满了有关教育史、科学史、政论史和教会史方面的知识，实质上它更是一本基于文学资料而写成的文化史教程。[2]佩平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是不孤立地研究文学，把文学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反映，强调社会生活和民族生活的制约性，短处是模糊了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抹杀了文学的特性，把文学史完全溶化于文化史和社会史之中。

佩平的文学研究活动和文学批评活动有很强的历史感，充满历史主义精神。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和心理的反映，通过文学可以了解社会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时进而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有继承性的，文学领域的任何变革无论如何突然，都是早有准备的，都是带有先前的发展因素。他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新现象早就开始酝酿，只表现为不太明显的征候，只是某个成熟的间隔以后，才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因为在一个时期结束时已经为下一个时期的事情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在后一个时期，前一时期的事情继续存在”[3]。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在论别林斯基一书开头就指出，时代要求“更仔细地研究文学的实际内容、文学的源泉和它同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并不是去追忆作家的奇闻轶事，而是要“记住他整个的活动，去认识他的活动的历史意义”[4]。他在《俄国文学史》中，也力图把文学现象看成是总的历史倾向和作用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例如，他认为俄国15世纪一些作家的出现，是同15世纪俄国的历史条件，同当时莫斯科公国建立的思想准备，同新的大俄罗斯民族世界观的形成相联系的。把文学看成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认为文学发展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佩平文学研究突出的历史观。

佩平从文学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某个时代的文献，文学史是整个社会史的一部分的观念出发，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界限，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范围，他所开辟的新领域，一是古代俄罗斯伪经文学，古代俄罗斯童话和纪事，他认为研究斯拉夫文学也是研究古代俄罗斯文学的必要前提。同时，他还是研究未受过检查的秘密手抄本文学的第一人。二是人种志学、民间文学。他的《俄国文学史》有三大章专讲民间诗歌，并且高度评价民间文学。不过他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并不在于民间文学本身，而在于它是“古代民族生活、古代民族世界观、艺术方式和生活特点的证据”[5]。三是在研究一流作家的同时，十分重视研究二流甚至三流作家的作品，他认为一些不知名的、不为审美评论所注意的作家，都可为“历史文化”研究服务，往往这种第三流的材料更为宝贵，因它涉及缺乏历史史料的时代。他的学位论文所研究的弗拉基东·卢金（1731—1794）就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剧作家，但通过这个剧作家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戏剧史、文学和戏剧风尚史。其他一些政论家和学者，如H.И.诺维科夫等，他们并不属于第一流的语言艺术家，不被审美文学史所关注，但他们对社会有影响，也应当加以研究。总之，一些对审美批评、审美文学史研究价值不大的作品，在历史文化学派看来，都蕴藏着说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丰富材料。

佩平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第一手材料的系统掌握，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是所有学院派学者一个共同特点。他高度评价泰纳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他的全部著作也都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史料的基础上。他指出，“在我们时代，历史的概念、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异乎寻常地扩大了”[6]。他特别高度评价原始的书面文献材料，例如作家的遗著、来往书信、日记、回忆录、官方文件，等等。他利用这些材料阐述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认为这些“档案文献”展示了历史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当然，他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重视辨别其真伪。

吉洪拉沃夫（1832—1893）是历史文化学派另一个代表人物，他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曾两次被选为校长。

他的特点是广泛地提出文学史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文学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开始就把文学史研究同一般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说：“目前，文学史在一系列历史科学中已经占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它已不再是优秀的、被誉为经典作家们的美学评论集；它对美学的辅助作用也已结束，同时，它不再对文学巨擘们发出毫无意义的赞叹之后，已经走上正面研究一切文学作品的广阔场地，它把说明文学的历史进程、文学中表现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精神道德状况、捕捉文学作品中没有跳跃和中断的民族意识的逐步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科学不再把个别的文学作品看成是同其他作品毫无联系的特殊现象，不再向它只提出审美要求。”[7]同佩平一样，吉洪拉沃夫认为文学史不是纯文学、纯审美的研究，他们把研究文学史作为研究社会思想史的手段，试图通过文学史研究来研究社会思想的变化，研究民族意识的形成。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大大扩大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把研究对象从少数大作家扩大到二、三流作家，同时也十分关注一些能为社会思想史提供丰富材料的研究对象，如罕见的俄文读物、民间的“鄙俗”读物，如市民文学、18世纪的戏剧，等等。

从研究任务出发，他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特点。一是他特别注意研究文学史的全过程和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按他的看法，如果同过去的文学发展没有任何联系，就不能研究俄国的新文学。他认为俄国新文学史，也就是俄国近代文学史是始于17世纪下半期的时评，是受西欧影响而不是从彼得一世的改革开始的。西欧文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从15世纪就开始了。只有弄清西欧的影响，才能理解17世纪和18世纪的俄国文学。他认为15世纪至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二是他首次在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他指出，必须在同拜占庭古代作品的对比中来研究古斯拉夫的作品，从而建立古代俄罗斯文学史。在论述俄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他同时平行阐述西欧文学史，探讨文学借鉴现象。这对他研究俄国早期戏剧、俄国启蒙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同佩平一样，吉洪拉沃夫的文学史研究是建立在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讲课时，“在完全被吸引住的听众面前，对古代文学作品、书信、自传和回忆、札记和回忆录、文集、草稿等，逐字逐句地从各方面进行探索。每一个事实都用另一个事实予以旁证，没有一个细节不经过严格的批判评价”[8]。为达到研究的科学性，他还在编纂古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中有《俄国文学史和古代文化编年史》（8卷，1859）、《俄国文学禁书文献》（2卷，1863）、《伊戈尔王子远征记》（1866）、《1672—1725俄国戏剧作品集》（187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