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汉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的研究演进

汉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中国和与中国有关的事物。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sino”这一前缀原指秦朝，后来泛指“中国”。后缀“logy”指的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汉学是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学科，是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学科。具体来说，它包括语言学、文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人类学、哲学、艺术等，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西方汉学发展得最快的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着显著的发展特征。[54]18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后经济迅速增长，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文化认同一致性的背景下，美国在其自身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向外扩张。19世纪，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1868年签订的《柏林盖姆条约》等。这些不平等条约加快了美国对华贸易投资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迫使着美国政府和商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55]与欧洲各国汉学研究相比，虽然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但是美国汉学在其经济扩张的迫切需要的驱使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此，美国汉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西方传统汉学的轨迹，注重考虑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该特点一直被中外学者认为是与其他国家汉学研究截然不同的特征。[56]

美国对中国语言文学最初的研究者以传教士为主。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被认为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奠基人。自1830年，他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裨治文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的独到之处，可在其创办、编辑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活动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该刊物创办于1832年5月，又称《澳门月刊》,1851年8月停刊。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总共出版了20卷。《中国丛报》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旨在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裨治文作为该刊物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发表了350多篇文章，其中评介中国语言文学的文章达到93篇。裨治文怀着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初衷，使刊物的版面形式、栏目内容不断地向多元化发展，其中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着重对中国文学名著、儒家文化及道家哲学等都发表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刻评论。另外，《中国丛报》还刊发了有关如何学习汉语的文章，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语言传播和相互交流。裨治文在华的30多年间，努力学习汉语，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丛报》的研究内涵，使其发挥了“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57]的作用，为促进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推动早期美国汉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首次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成为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也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卫三畏撰写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dom）于1848年首次出版，成为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权威的著作。该著作系统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和宗教，被称为“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是“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范本”。[58]《中国总论》共23章，其中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字结构的共两个章节，全方位地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及语言文字。该著作后来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教科书，也是美国人学习汉语的范本。1876年，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了中文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第一个东方图书馆。之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也相继效仿，陆续建立了汉学图书馆和研究中心。卫三畏为美国汉学所做的努力，不但促进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美国历史学会及美国亚洲协会等汉学组织的建立，也推动着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相继成立，这些基金会支持美国高等学校开展东亚地区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地区的研究，从此建立了以美国专业学者为主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1928年，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该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致力于发展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重点专注于中国的语言学、文学、艺术、考古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史等，并创办了《哈佛亚洲研究》期刊。该期刊中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文章集结成哈佛大学的另外一部著名出版物《中国文学论集》，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走向。20世纪20年代中期，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建立，标志着美国传统汉学开始向现代汉学的转型。[59]该学会的主要出版物《太平洋事务》《远东文摘》是美国最早大量登载有关中国文学研究评论文章的期刊。20世纪中叶后，有着“头号中国通”美誉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41年创建了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学会在1956年更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远东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型的结束。[60]费正清作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者、倡导者和翻译者，对两国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