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生态批评的阈界拓展

生态批评虽被冠以“生态”头衔，但却离不开文学活动及文本性体验。生态批评的文学解读及阐释特点突出，既在不断地延展批评视阈，又旨在关涉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审视人的生成与发展问题也在拓宽。生态批评致力于深度阐释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环境有机构成状况，对人类何以在生态条件下生存的问题也不乏深层探究。对此，我们可多方检视：其一，生态批评的理论视野、阐释策略、叙事方式及体验特性都在不断拓宽，究其原因，显然不乏其自觉坚守的责任。其二，生态批评从初创到得以良好发展，行走着一种理论融合路向，由问题而生成批判性、反思性，产生对自然、环境及人自身的重新审思，这内存着人类的自我“救赎”、自我觉醒及对自我的重新评价。其三，生态批评不只是一种批评方法，也不限于一种独立的学科性领域，并未驻留在单纯对自然、对环境、对生命的解说上，也未仅仅沉浸在生态性、文学性及审美化体味上，而更在于呈现一种有机性世界观，一种文化存在方式的转换，或探寻一种“生态人”的构建策略，且由文学而引发对一种生态性生存方式的指认。其四，在接下来的时日里，生态批评会不断丰富，关涉领域会不断拓展，甚至“花样”会不断翻新，学派、论争也会日渐多样，概念、范畴及逻辑体系构建也会日臻完善。其五，生态批评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还在探寻一种由文学而行进于跨文化的全球融通路径上。

一 抒写有机关联的生态批评

人的一切生存活动方式都须在“生态”有机节律运演过程中诗意性地展开（这可以简称为有机—过程的节律性存在）。人在与“万物一体”（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有机连接中延伸，即便是人的心理、精神及文化活动，人的德性养成、审美体验及境界性人生设计，乃至日常生活，皆无法脱离生态存在，并是“生态”运行及生态方法的延伸、派生及参照。

文学艺术面对这种存在观不可能不进行“生态”思考，不可能不全力探究及表达人生存的“生态”根由，且为其提供情意、审美乃至理论及人性思考的支持。这多种因由的促动，产生生态批评就成为历史必然：其一，面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产生的诸多问题，生态环境保护思潮及运动冲击着20 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其二，文学活动古已有之的自然体悟、生命情结、生境游历，在不断绘制着人的生命活动的过程、特性及魅力，即便是在思想构制、情意表达方面，在畅扬人类对家园共生的诉求方面都无法与大自然及人的生存环境相分离。其三，有机性、建设性的世界观及方法论登堂，针对近代以来机械、二元、工具性的世界观及方法所造成的自然“祛魅”，而旨在倡导生态“复魅”及“显魅”。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术语及初涉的观照领域，于1979年产生于鲁克尔特关于文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研究。至今，生态批评已行进了近40年路程，但作为蕴含自然/生态/生命体验的文学活动却不止于此。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学科/学理的框定，或许我们会看到生态批评有着更加久远的渊源，或可以认为它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始终。

就学科性审视生态批评，会引带出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性问题：其一，生态批评所展示的文学活动会使其归位于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但究竟如何界定生态批评；在确定其内涵与外延时，是否须设定其观照的范围？规范其研究路径？其二，鉴于其必须表达对自然、生态及环境的阐释特性，理应寓于有机—过程的节律性体认中；或许我们还须探究其能否跃迁出人文科学特性，而呈现其学科越界，乃至借力于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如此等等。王诺在《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中历时性且细致地梳理了欧美学者们对“生态批评”术语的不同表述，分析了这个研究领域的中外经历；既表达了自己的评价，也总结了各路、各方研究的“利弊优缺”。王诺围绕他一直以来坚守的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继续定义生态批评：“生态批评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讨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 这个定义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已得到初步完善。在这里，一方面王诺特别突出了“生态审美的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这个定义及原则成为王诺构建自己关于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我基本赞同这个表述，但还须进一步明确几层含义：其一，既然是言“生态”，言“文学”，言“审美”，就必须提取出其内在的根由，以及三者何以能够连接在一起言说自然，言说人的生存，言说文学与审美。自然/生态/生命/生存及审美之有机—过程的存在，显然是进一步明晰何谓生态批评，乃至生态批评何为的几个关键部分。这不仅仅是几个术语植入（或者可作为一个整体之链：自然/生态/生命/生存及审美），更重要的是其内在机理的凸显及其贯通，是对其相通、相同及共同指涉的对象及目的性（最终是人何以能够在生态有机条件下优化生存的问题）的确证。其二，我们在中华语境中言生态，体认生态批评，显然是不可能不凸显中华文化特点的，其中，既有话语构成的特性，也有文学体验方式的特点。这既需要显示中华文学传统的历史性延伸，更要在现代条件下的跨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文学阐释特点。其三，生态主义也好，生态整体主义也行，思想文化根源也罢，这些都不可能局限于文学本身，而理应被放大，且体现生态阐释方式的多样化。其四，也是本书接下来要进行的研究，即沿着自然/生态/生命/生存审美的路向展开，一方面凸显多样性与共生性，有机性与过程性，建设性与重构性，另一方面则由自然/生态/生命之有机关联的过程性把握，通过文学与审美活动的证据支持，而不断放大、延伸至人的生存问题，文化存在问题，乃至跨文化、跨民族的存在问题。

二 面对人类问题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产生于欧美国家，这不只因为这些国家是生态问题及危机转换的始作俑者，也是生成生态潮流的源起之处。关注生态问题，一方面，必然对人的环境状况给予反思、批判，对人类中心性、自我性给予反思及甄别，且借力于欧美国家丰富的话语资源及理论滋养而展开；另一方面，借力于工业文明的推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转轨路径，地方、区域及全球对峙，种族民族及国家间的平等对话，凸显文化间性，且沿着人类对自然、对环境态度的转变轨迹。这一切都为生态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注入了多样话语表达策略。

对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乃至人类问题，中外各界人士已经列举了种种现象，尽管原因业已明了，但要真正完备全球共识，且找寻出解决问题的思想及方法，以创生能够与自然生态共生的新的人类文明却还需要行进艰难而坎坷的路程。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认为，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不论各自对自身给予多么高的评价，它对自然造成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即加速了资源的枯竭。莫斯科维奇说：“我们的文明削弱了自然，像被注射了摧毁一切的毒品：一切都应迅速老去，一切尚未存在就将消失。”“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再相信理性的本质，却保留其形式上的用途，就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失去了信念，只是出于习惯还在继续做一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反过来都会具有破坏性。爱因斯坦创造的方程式再完美，最终也会危及地球上的生命。”[2] 作为历史的必然，作为思考人类文明的逆向状态，作为旨在破除人类的这种习惯，产生生态运动绝不是偶然的。像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生态主义者们既不相信地域，也不相信天堂，他们“让昏眩的头脑变得清醒，让被麻痹的感觉恢复敏锐，让人们从意识上重新关注这个身在其中却因为惯性而熟视无睹的世界”[3]。当生态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生态主义同样被全球关注，与此相伴，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繁盛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应该说，生态批评的阐释视野是宽广的，既具批评的引领性及导向性，又具理论的规定性，也呈现出融通性的思维方法。生态批评直面人的生命活动，就人何以能够在生态条件下生存与发展问题，极大地辐射着人们的审美生活。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人的活动一刻也无法离开自然、环境，当人的欲望及功利乞求极度放大时，人的活动会超限，会使发展产生偏离，不仅会影响环境，更会变异自然、生态及生命运演的节律。

生态文学创作做着这样的工作，生态批评阐释及评价着生态文学，其批评叙事关注了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社会、道德乃至文学、审美现象所关涉的生态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对文化问题也给予更大的价值关注。斯科特·斯洛维克将生态批评视为一种叙事方式，并这样表述道：“生态批评家若想做真正有意义的事……便应该在解释环境文学如何表达、表达什么等问题时，能够比作家本人为读者提供更宽广、更深沉且或许是更明白晓畅的文字说明，而作家往往会沉浸在其自身特定的叙事之中。”[4] 由此看来，生态批评的叙事策略展示及文本效应理应具备广阔的辐射力及巨大的撼动力。

三 宏阔理论视阈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话语资源及理论滋养是丰富且多面的，其理论视阈也是非常宏阔的。这有文学活动本身的话语及理性支持，在生态思潮产生之后，诸多学科的介入、联姻、交叉、融合所形成的无以计数的新研究领域，为生态批评注入滋养，丰富了体验方式及理论思维的方法。

生态批评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布，其跨文化的传播，并接通诸多的地域、国家、种族、民族的文化资源，互通、互补、借鉴，继而植生出新的能量，充实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内容，也从中获得综合性理论支持。生态批评由此而得到丰富，既有了思维及话语的确定性，其理论视阈也形成了基本的“生态位”。在我看来，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被冠以“生态”头衔，势必要合理借助生态学为其提供必要的话语资源及概念、范畴体系，需要与之相关联的多学科的共同植入，但其基础的理论条件是以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建立本体论基础，其方法论基础是以系统整体性、有机联系性及多样性、复杂性思维而建立方法系统，以大地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构筑基本的关系视野，同时形成地球生命共同体及全球性介入，以其共同辐射创生、创造性的思维平台。作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注感及未来性的文学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生态批评既不可能脱离文学的内向性与情感体验性，更不能游离于身体活动的基础支撑；须由内而外，从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有机—过程关注而走向社会性、历史及文化性的批评；通过“建”（建构、建设或是重建）而呼唤人的爱意及生态良知，寻求生态正义，倡导修补、修整、修正，以行动净化人的心灵世界。

在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家劳伦斯·布伊尔所描绘的生态批评的“波”现象中，第一波主要是以自然写作为主，第二波则是修正的和正义的。布伊尔指出：“如何解释文本世界与历史或现实的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肯定是倾向于自然写作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和倾向于修正性城市和生态正义研究的第二波生态批评都必须关注的问题”。“很多环境批评家，无论是第一波的还是修正者们，都在努力打破创作、批评、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环境研究以及环境行动主义之间的形式壁垒。”[5]

四 活化文学体验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形态，不论是对“生”的体验及阐释、评价，还是构建理论视阈及学理系统，都会围绕文学体验而展开。即便是进行历史及文化的亘古传统的阐释，或者是在现实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田野、荒野、田园、景观的游历及体悟，或者是借力于科学实证及对自然、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感发，都难以离开文学体验，或者是伴随着生命和审美的文学体悟及学理阐释而延伸、深化、放大。

从生态批评产生之初，其文学批评样式就是围绕着曾经被历史和文化所确证，并且亘古传承的诸多的经典文本而展开的。面对这些文本，生态批评并不是继续沿袭古已有之的阐释与评价，而是在颠覆、批判中发掘其新意。这其中聚焦了几个主要视点，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在带来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又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所进行的反思；对中心性及自我膨胀乃至生态问题的境况所造成的人类精神与心灵状态的扭曲及困顿，等等。显然，生态批评的文学体验性是拓宽的，也是不断深化的。这使得生态批评学者们既重释19世纪、20世纪被公认的一些英美经典文学作品，也意在对其给予价值重建，同时还对早期的湖畔诗人、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缪尔、巴勒斯、奥尔森等的自然写作倍加关注。生态批评者们既注视与这些写作者的身心融入，更注重挖掘文本中内存的隐喻、象征意义。利奥·马克斯的《花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从田园理想与美国经验、田园理论与新世界生活环境的契合多重角度合成了一种“文化象征”，阐释文学想象与文学外围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它还没有在历史层面进入生态批评的时间阈限，但如布伊尔所言，它对与工业技术相对应的自然态度，使其成为生态批评的先驱之作。麦尔维尔的《白鲸》是生态批评者们关注最多，也是重释最为深刻的作品，主人公“亚哈”更是备受瞩目的阐释对象。洛夫认为，亚哈这个人物“也许应该被看成是愤怒的悲剧人物，终极性的迷恋自我的文化建构主义者，固守改变自然的成见——当然不成功——其结果招致报应，由此导致个人与生态的灾难。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从时间上看，《白鲸》比达尔文的丰碑式巨作早8年，但透过该作，麦尔维尔暗示我们：人类不可能灭掉世界上的白鲸，除非以对自己的心理与实际的伤害为代价”[6]。乔纳森·贝特有这样的表述，他们的“流行则表明，我们的文化正患着一种流行病。我们对想象中旧时代的健康的渴望，正是现实患病的一个迹象”。这是贝特在阐释奥斯汀和哈代时的一种说法，贝特还指出：“哈代对一个世界作出了评价——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正在消失，而对我们来说则早已消失在他那个世界中，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分析奥斯汀时，贝特又说：“跟哈代一样，她对汽车和城市是持怀疑态度的。一种无根的感觉和大都市式的傲慢，是和现代化及其堕落联系在一起的。”[7] 生态批评的超文本体验，使之具备独特的叙事方法，当其复归田野体验时，便带有了一定的实证性特点。

斯洛维克的批评体验也极具这种特色，他强调：“生态批评家尤其被赋予了这类活动的权利，我们到野外去，用风景的自然特征来检验自己的强弱，由此升华并深化我们的本职工作。”他又明确指出：“生态批评家应该讲故事，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持续或常用的策略。其目的不是与文学本身竞争，而只是为阐明并鉴赏阅读的语境——也就是说，经文学文本作为服务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生活的语言来加以亲近。”[8] 斯洛维克自己也至深地融入田野及自然境域中，他的许多批评文本，就是对这种体验的情意感发的记录及理论延伸。

五 致力于整合融通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人为自身创设的一种生态的、有机和谐的生存条件，既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及审美的有机交融，又作为一种方法及策略，带有一定的操作性、工具性，或为有机性人生，生态审美人格的抒写。

不论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生态批评对人的有机和谐生存所起的作用都会通过整合与建设性过程来融通。首先，复杂性整合。由自然、生态、生命及审美到文学及情意体验，不只是这个转换过程，即便是每个过程都是复杂性构成，对“自然的人化”到文学的情意表达及其确证，其过程性、节律性运演既呈现出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复杂性结构，也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复杂性及整合性。其次，历时性整合。古今中外文学的发展，映衬着人类文明的进向，其文学的特殊性也显化着不同文明形态的历时性、韵律性及有序化，人们在历时性序列中，表达着对生态有机生存的期望。生态批评行进至当代，必然会在整合性的境域中，以生态与审美的有机体验对人类文明给予评价、重释及价值重建。再次，共时性整合。生态批评理应促动物质、精神、政治等多重文明形态的共时性整合，形象化地表征人类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且以生态有机性构建其文学与审美的表达路向，继而促动文明的延伸及在新的条件下的创生、创新。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既通过文学活动完备这重整合，又合理而有效地、充满情意地助推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优化。最后，资源性整合。尽管生态批评是在现代发生的，但却无法绕过历史文化资源的滋养，这既表明生态批评要发扬光大是一种必然，更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

六 凸显跨界建设的生态批评

尽管生态批评产生于欧美国家，但未来其生命力及魅力将会永驻，不但会建设性地体现其全球性、世界性及人类性，而且须承继及汲取人类共有滋养，致使多样文化共生、互补、互通、共融。

建设性必然是跨界的，且为富有情意及理性规定的跨界，一方面是学科间的跨越及交融再生，另一方面则必须是历时与共时的跨界，既跨越时空，又是跨文化、跨民族的。首先，生境建设。生态有机性，其运演节律及过程性成就着万物存在的生境，多样的生命有机体祈望在其中获得自由。生态批评对此进行价值评价，会力倡生境的有机、绿色及审美化。生态批评的建设性有两个技术条件不可忽略：一是充分肯定“人文性”，肯定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利用人类智慧与能量所成就的工具性与技术能力而主动地创生和谐生境；二是畅扬生态恢复及生态补偿的文明成果，以最大化称颂保有绿色生境的生态安全。其次，自省性建设。生态批评自产生之日起，就面对人类存在的问题，其反思、批判及价值评价本身就是人类的自省，事实上，生态批评的行进构成业已表征着人类反思力和自省力的不断强化，警示人类必须省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锻铸对“度”的掌控力。这其中，既须明晰反思及自省的艰巨性，更须构建自信力。再次，“情理”性建设。情理是“和合”性的。生态批评面对“万物一体”的生态有机存在之“和”，体验着“生生”韵律之“合”，以其突出“和”与“合”的生态之“理”。但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其合“理”的本性更须融通“情理”，继而有机、情意及审美化地体验生态的“事理”及“合理”本性。我们所言“情理”建设，也表明生态批评对人的生态有机生存，是溶解剂、润滑剂，是一种境界性提升，更应致力于不同“理”的形态转换，在人的“情理”润化中表达文本所蕴含的人的生态生存的“事理”，并与生态“合理”性合辙、合韵。最后，“人力”性建设。生态批评是人的活动，不论是文学性表达，还是超越文本审思，都是“人力”的综合性活动呈现。所谓“人力”综合性既彰显着人的主体化力量，也合“情理”地顺化、润化、美化万物，调节人力、人文、人气、人心及“人情”的关系，且以“人情”为活化剂。当这种“力”综合作用于人的生态生存时，我们可以将这种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这时的“人力”和谐必然是建设性的。

七 肩负着良知责任的生态批评

当我们从“生态有机性”角度言及人的生存问题时，旨在昭示人的生态良知的回归，呼唤人类的生态责任。我们由“生态”论文学，或谈生态批评，或用生态批评的理论及方法观照文学同样表达着这种良知与责任。

布伊尔在阐释“波”理论时指出，第一波生态批评呼吁更多地掌握科学知识，要将人类和自然界重新结合起来，“对于第一波的生态批评家来说，‘环境’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环境’”。这个时段中“生态批评家可能会寻求以有机论话语来重新界定文化本身的概念，他们是要设想一种‘有机体的哲学’，它能够打破‘人类与自然世界其他元素之间的等级划分’”。而到“第二波生态批评家更倾向于追问构想环境和环境主义的有机论模式”[9]。至2009年，学界又将这种“波”理论推演至第三“波”。事实上，全球性的拓展将生态批评变换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事务，其指向的论域本身就直视人的活动的公共性（既指人类存在的公共问题，更涉及人类在地球生态中活动的“公共性”），因而必然关涉每一个人在全球共同体中（或是在地球生态系中）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文学批评家理应瞄准且须有超越作家的创作/文本，使其活动更体现出公共性，或者也须挖掘创作/文本中所含蕴的公共性元素。

生态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家理应守成文学批评的责任，又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着不同。他必须观照作家的创作，寓于审美体验及坚守批评准则，他们在本身活动的起始点上已带有外在性特点，或者表现出生态—公共责任，其所揭示的文学事件与社会公共事件必然与生态环境问题，与人何以能够在生态条件下生存紧密联系着。斯洛维克也用他生态批评家的口吻表达了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公共事务特性。他谈道：“文学是一面透镜，我们通过它能够加深对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理解——而文学批评就是对我们所理解到的加以阐明。‘文学批评家’并非被隔离在文本分析之内，而是可以不受局限地挺身而出，就公共事务表明立场，或是讲述关于生活的故事。”[10] 斯洛维克又谈道：“生态批评家若想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而不止于通过喋喋不休地制造不忍卒读也没有人读的、关于纯美明晰甚至雄辩动人的文学作品的评论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便应该在解释环境文学如何表达、表达什么等问题时，能够比作家本人为读者提供更宽广、更深沉且或许是更明白晓畅的文字说明，而作家往往会沉浸在其自身特定的叙事之中。”[11]

八 走向太阳伦理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并非局限于文学活动本身，而是以文学为园地来参与的，或者说将文学作为中介，极大地展开羽翼，其融括性，其波及的领域及论域也蔚为宽广，甚至会不断拓宽视阈及辐射领域，会不断完善并最大化地发挥批评的效力。

布伊尔曾言：“作为一个极为开放的、仍在对其前提和组成力量进行厘清的运动，当前的环境批评正处在紧张而值得羡慕的位置。”布伊尔还认为，环境批评的影响不断增强，它联合的范围广泛，担当的责任也是多方面的，且特别具有吸引力。不断增强的批评意义上的复杂性，也使其更具专业性，其内部层次更加丰富。[12] 不可忽略的是，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全球性运动”，会跃迁出地域、国家、民族，甚至是跨越历史及文化的限定，而广采滋养，广收资源，且最大化地挖掘历史文化层面的累积，并拓展视阈及效力影响的域界。当前，有西方学者用“生态世界主义”及“环境世界公民”的命名，来言及这种“生态”的全球运动及全球化趋向，并作为全球范围内新的文化交流方式，这也使环境运动被赋予了新的且富有想象力的生态空间。有的学者也表达了“去地域化”“超越地方”的思想。在美国学者海瑟（Ursula K.Heise）那里，“这样‘超越地方和国家的环境连盟’的考虑，不仅可以更正确地了解在第三个千禧年的个人与社区是如何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也可以提供一个更细微的理解来看像寓言或拼贴式的美学形式是如何提供一个全球环境的想象”[13]。这也是生态批评之所以能超越文化界限，将普照的光辉播撒于大地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可借用英国后现代宗教哲学唐·库比特的“太阳伦理”来描绘生态批评这种视阈拓展的必然性。在库比特看来，太阳式生活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区分，用太阳来比喻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其中人们会发现自我和世界之间某种相互性与伙伴关系，以及共享的特征。他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和世界都是倾泻而出的，彼此成就对方，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世界倾泻而出，并得以完成，变得美丽。库比特说：“这个世界是持续外泻、自我更新的，符号撒播的能量舞动着世界，我们的生活完全沉浸在其中。打个比方，这个传播的世界，就像烟火表演。一切事物是那么短暂而热烈，以至于有一种几乎静止的假象，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美学效果。所以，以泉水、太阳这类极具爆发力的意象作比是很贴切的。”“这个世界就像一团火、一眼泉，是一股不断向外倾泻、自我更新、完全偶然、无外在性的，表现为符号的能量之流。而且，我们完全沉浸其中。我们应该快乐地投入生存之流。我们应该给予，给予我们的全部，给尽我们的一切，直到放弃我们的一切，变流失为奉献。”[14] 泉水、太阳不只是意象，也不只是作比，更在于人就融于其中。

生命之源、之本，恰恰是有了泉水及太阳的惠施及“奉献”，才有了地球万物，才使我们和世界有机交往互动而得以互为“倾泻”。事实上，走向太阳的生态批评就是在诠释及形象、审美地绘制着这种“走向”。

九 探索“新纪元”境域的生态批评

文学活动、生态批评必然联手人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及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关注领域，以协同完善人类的生态责任；明晰及其确证人、人性、人生，抑或“人力”的根本特性及延伸脉络，并“合力”谋划推进人的永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促发人们共同行进“生态纪元”，共同参与建设。

“生态纪元”是美国的文化史学家、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提出的。柏励这样说：“人类以相互促进的方式居住在地球上。我把这个行星星球生命生存的新的方式称为生态纪，这是继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之后的第四个生命纪元。”[15] 柏励还指出，在这种新生代向生态纪元转变的过程中，地球的整体功能正在发生着改变，而人却是在新生代发展完善后，才开始存在的。在生态纪元中，人类促其产生，且将会对每一件事物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对生态纪元的保护，对生命体存在的保护理应源自人类自己。这种“新纪元”的宏论，尽管尚须确证，但却是我们必须慎思，且不可绕开的学说。的确，在地球演化的漫长路途中，与人类遭遇，抑或是人类在地球“肌体”上不断占据着“霸主”的位置，或者是确证人类的“生态位”，如此等等，都不可忽略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人类的意义何在？地球的意义何在？在10年前，笔者亦曾依此说表达过一己之见：“不论是作为假设，还是终将成为事实，如若生态纪元能够存在，那么，它将使地球成为意义性存在，或者是转换地球在新生代纪元中那种被动性的存在而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但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地球作为意义及主体性的存在必然是针对人的存在而言的。也就是说，只有人类充分展示了自体存在的意义——意向性，充分完备及发挥了人在新纪元产生中的地位，并对新纪元的产生起到积极的作用，才能够展示人类的意义，并进而显现生态纪元及地球的创造性意义。”[16]

鉴于人类对地球形态、化学及生物学的改变，也有科学家从地质年代角度提出“人类世”的说法，即“一个由人类活动所主导的时期”。这一理论于2000年，由一个专家小组提出，该小组成员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等人。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对地球的损害也许将导致地球历史上第六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成千上万的动、植物将被彻底摧毁。这一被称为“人类世”的新时代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由单一物种所主宰的地质时期。莱斯特大学的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人类如同坐在灾难性大灭绝的列车之上，其规模堪比地质史上前五次的物种大灭绝。”[17] 国内学者刘学等人指出：“人类世的概念是在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强调人类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地质营力，其对地球改造的程度与后果足以与传统意义上的地质营力（地震、造山运动等）产生的影响相匹敌。”“‘人类世’议题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划分一个新的地质时期，而是当前该如何恢复并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8] 事实上，不论是“生态纪”“人类世”，还是“人类圈”等诸种高论，实际上都是围绕人的存在，人何以能够是生态有机性的、优质化的生存，或者是基于确证人类的“生态位”，或者是出于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而展开的。文学活动及其理论、批评，不可能脱离于此。我们不必求全学理上有多少科学的、理性的深究，但张扬文学体验的魅力，或者通过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品鉴及创生性魅力，而不断地与诸多学科协同确证，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生态问题”牵引着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多重脉线，并交织在20 世纪后半叶，推进至21世纪。被不断延伸的生态主义，作为一种世纪性“焦点”，在不断促发人的生态意识、环境保护观念的同时，对人类自身何以能够在“生态有机”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给予深思。生态文明以建设性、和谐性及整合性对上述所论及的一切问题给予深度关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文明全面观照人类文明/文化的演进，既有机、合理地整合人类文明演化中的一切积极元素及成果，又旨在表征及其构建人类未来文明的基本走向。生态文明导引生态批评，生态批评必然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策略、方法、融通条件及精神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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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2][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27页。

[3][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页。

[4][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5][美]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6][美] 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9页。

[7][美] 乔纳森·贝特： 《文化与环境：从奥斯汀到哈代》，载王宁主编《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69页。

[8][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29页。

[9][美]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0][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11][美]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2][美]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3]张嘉如：《当代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全球化转向——海瑟的生态世界主义论述》，《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2期。

[14][英] 唐·库比特：《太阳伦理学》，王志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7页。

[15]见 [美] 托马斯·柏励：《生态纪元》，李世雁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1期。

[16]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页。

[17]见邓雪梅编译《人类世——新人类纪元》，《世界科学》2010年第5期。

[18]刘学等：《关于人类世问题研究的讨论》，《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