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现出全面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的巴蜀儒者迫切要求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普遍心态。同时也说明，当时多数学者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由此可见，秦汉王朝对于巴蜀的文化战略是成功的，既增加了中央王朝对巴蜀的吸引力、凝聚力，又增强了巴蜀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整合力，经过长期发展，使这种凝聚和整合达到极深水平，即使中央王朝代兴，政权易手，这种稳定性都难以再度发生根本变化。秦末楚汉之际以及两汉时期的历次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起义，固然其中不乏巴蜀地区的民众或少数民族参预，然而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中央王朝的文化战略及其政策，而在急政暴虐、土地兼并或民族压迫等政治经济方面。从这里不难看出，秦汉王朝在整合多元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进一步看，正因文化战略的成功，形成了无比坚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以汉代及以后，尽管割据与统一的斗争一再上演，但每次斗争的结局都是国家统一的力量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也自始至终是时代的最强音，自始至终是历史的主潮流，充分显示了秦汉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说到这里刘从戎站起了身，站在自己船舱的窗户口吸着吕宋草向外望去。此时外边的雨停了，但雾气未散依旧是灰蒙蒙的。刘从戎晓得到了后半夜就会起风把雾气吹跑，明天白天则注定是个微风吹拂下的大晴天。看看此时刚好是戌时二刻，刘从戎清了清自己的嗓子之后，便继续往下讲。而他这次则先讲起了秦汉时期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的一些东西，田千秋、鲁吉阳、籍兴三个人则听得很是专注。
秦汉时期，大量移民迁向巴蜀地区。这使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秦汉大规模移民巴蜀是在秦惠文王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军灭蜀，此后秦军又灭巴。秦国统一巴蜀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军队及其随军进入巴蜀的人口，当在数十万之列。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下简称《华阳国志》):秦灭巴蜀后，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又“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项羽本纪》称:“秦之迁人皆居蜀”。据《吕不韦列传》:“诸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吕不韦因与叛乱有牵连，秦王政赐吕不韦书曰:“其与家属徙之蜀”。《汉书》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移之于蜀汉”。吕不韦是阳翟大贾，其为秦相国时，一面为官，一面大做生意，有“三至千金”的辉煌业绩。其门下“士至食客三千人”，其中不乏为吕不韦经营工商业的人，在被迁徙之列，其门下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士至食客”、“舍人”等一大批文化人，也应在迁徙之列。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除将地方豪强、六国贵族及其后裔迁居关中外，还将一大批富商大贾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迁到南阳、巴蜀等边远之地。《华阳国志》载:“(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蜀郡严道县，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于此地”。西汉扬雄、汉末樊敏之先，原属同族的两支，都出自晋国贵族。据《汉书》:“(扬雄)之先，出自有周伯侨，以支庶初食于晋之扬，因氏焉”;“会六卿争权，韩、赵、魏兴而范、中行、知伯蔽。当是时，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
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西)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江之阳，曰郫”。今四川芦山县尚有《樊敏碑》，其碑文叙述樊敏先世曰:“晋为韩、魏，鲁分为扬。充曜封邑，厥土河东。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据《尚书·禹贡》载，梁州大部分为两汉时的巴蜀地区。扬、樊二氏之先迁徙路线，先由晋到楚，后于秦末汉初迁入巴蜀地区。西汉初年，刘邦因“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秦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以巴蜀、汉中为大后方而统一六国;刘邦以巴蜀、汉中而打败项羽，建立西汉。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已“富甲一方”，为秦汉王朝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朝野上下都以巴蜀为“饶广”之地，中原统治者一遇灾荒，遂令民“就食蜀汉”已成惯例。加之秦汉统治者在灾荒之年，对人口的迁移又不加“禁限”，如《汉书》曰:“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大量饥民涌入巴蜀，将是不言而喻的。汉文帝时，“徙淮南王之族”于严道县。汉武帝在关东水灾徙灾民到陇西、会稽等地的同时，自动迁徙巴蜀的人口，当是数以万计了。东汉章帝不但对灾民迁徙“听其所便”，而且下令各地官府对移民进行妥善安置:“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牛，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东汉京兆(陕西咸阳北)人第五访，“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任新都县(今成都北)令”。据《后汉书》称:其辖区“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归之若流水的庞大人口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无疑是由巴蜀以外的地区迁来的。
秦汉向巴蜀大规模的移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政治性移民。秦汉统治者为了摧毁旧势力残余，打击罪犯，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或迁移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地方豪强;或在地方新设郡县，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的政治性移民。其二，军事性移民。为了开拓边疆，经略边防，移民“实边”;或因统治者争权夺利，割据一方，进行军事性移民。其三，经济性移民。秦汉统治者因安置灾民生存，引导灾民迁徙;或因开发地区经济，而迁徙富商大贾、经济管理方面的官吏到边远地区，进行经济性移民。秦汉移民的流向，既有由边远地区流向中原内地的，但更多的是中原人口迁徙边远地区。其中有由中央政府派遣的地方政治、经济管理官员;也有因犯罪被皇室或朝廷“谪戍”(流放)的贵族、官僚及“连坐”的“士至食客”;更有被视为“奸猾”、“乱化”、“不轨”的富商巨贾。此外，一大批因战乱和灾荒而被迫迁徙的农民是其主流。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上述移民中，如政府官员、贵族、“士至食客”、富商大贾等，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教养，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所到之处，必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是普通劳动者，他们也和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以其自身集附着浓郁的本土文化，影响着徙居地文化的变迁。秦汉的地方官，多兼“吏”和“师”的双重身份，他们一则受中央政府派遣，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中原王朝的统治意图;二则如韩愈所言，他们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已任，既作百姓的父母官，又作广大士庶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因此他们又是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的使者。
被徙居巴蜀地区的富商巨贾，则以其制造的集中了中原文化精华的各类商品，又直接感染了巴蜀文化，推动着巴蜀文化的变迁。而迁居巴蜀地区的大量普通劳动者，他们世代与巴蜀土著居民杂居共处，随着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认识和理解的不断加深，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渐趋等同;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吸纳的同时，巴蜀文化必然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促使巴蜀文化重大变化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移民中的社会“精英”上，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中。汉景帝时，祖籍庐江的文翁任蜀守，在职数十年，寿终于蜀。他因巴蜀文化教育落后，倡导移风易俗，力行文化教育。他“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先例。任职期间，他每年要选派郡县聪明有才智的“学官”弟子、小吏到长安“受业博士”，学成还蜀后授以重任。为鼓励“学官”弟子和“受业博士”上进好学，一方面，文翁免除“学官”弟子的“更徭”，“买刀布蜀物”“以赀”“博士”;另一方面，他还选官重儒，将学成归来的“博士”“辄署为右职”，即“郡中高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为表彰儒学，传播儒家文化，文翁采取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学官”弟子的社会地位。他每在郡府升堂办理政事，常选学官“僮子”在正堂“别坐”，以为见习官;每次出巡县邑，他都要点选学官中“经明行修”者同行，让他们传达政令，有意抬高他们的身价，致使县邑吏民无不“慕从”。于是“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求为学官弟子”。数年之间，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巴蜀占据主导地位，“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巴蜀世风“由是大化”。
扬雄继承祖传家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他常与班彪、刘歆等名士谈古论经，将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相结合，一生撰写了大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反映巴蜀社会面貌的著述。他仿《论语》作《法言》，在书中指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所取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所取耳”。他仿《易经》作《太玄》，认为:“元气”是天地的根源，而万物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交，万物变”，可见其自然观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扬雄的《法言》、《太玄》，是巴蜀地区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相结合的第一部儒学著述，对儒学在巴蜀的传导和改变巴蜀传统迷信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被秦国任命为蜀守的李冰，在位数十年，为巴蜀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继承华夏民族的治水传统，为汉民族“水文化”在巴蜀地区发扬光大，立下了丰功伟绩。李冰于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察访水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使都江堰排、灌水利工程初具规模。此后历代进行进一步兴建，形成今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李冰父子建成初具规模的都江堰，创立兴利除害的水利设施，虽与大禹治水的措施不尽相同，但这仍然是华夏族“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李冰注意到生态环境与水利的密切关系，他不仅每年派民工对内、外江进行“岁修”，而且很注意保护内、外江沿岸的生态植被，使都江堰世代造福于后人。他总结的“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经验，已成为中华民族“水文化”的精髓而千古流传。他开创都江堰“岁修”后的清明“放水节”，历经二千多年，至今在广大川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件盛事，并逐渐成为驰誉世界的中国“水文化节”。
在既具政治性又具经济性移民中，秦汉时期迁入巴蜀的卓氏和程郑，对巴蜀地区商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具重要意义。据《史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民，富有致僮千人。”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秦朝迁徙巨商富贾于巴蜀之后，汉世尤其看重巴蜀的铁器、丝织品、漆器等贵重物品，巴蜀遂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商业区。由于巴蜀的土特产、手工业品在远近闻名，世人争相购买，秦汉统治者竟然下令禁止市场买卖，将其独占。三国时蜀汉政权还在成都设置对外贸易的机构“锦官”，专门管理外贸商品的批发经营。这无疑表明，经济性移民进入巴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四川古称巴蜀，秦汉称其民曰“西南夷”。《蜀王本纪》说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书，未有礼乐”(卷53)。《列仙传》:蜀国羌人葛由，善刻木为羊，一旦乘木羊入蜀，蜀国王侯以贵宾相待，若追木羊上绥山，“随之人皆得仙术”(卷上)。徐中舒先生引《蜀王本纪》“蜀左衽，无文字”和《世本》“蜀无姓”指出:这虽然是寥寥数语，但它足以说明蜀的言语、文字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大不相同。故以此可见，巴蜀古代文化或许是与中原文化或汉文化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但自秦灭巴蜀至汉、晋间，“蜀学比齐鲁，巴、汉也化之”，究其变化的根源，如上所述，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巴蜀的传播，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变迁，巴蜀人的思想及精神面貌也发生重大变化。试举数事:
第一、巴蜀人才辈出，名显史籍者代有其人。《国志》有关汉代用“公车”德才兼备的名士时说，“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该书据《汉书》等大量文献统计，自汉至魏，梁、益等巴蜀有名望的封建士大夫及贞女节妇，“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其中忠诚孝子，老师宿儒，为人师表者，除上述扬雄外，还有司马相如、落下闳、任安、杨终、董扶、谯君黄、张俊，尹珍等，可谓“髦俊盖世”，数不胜数。他们“出则能风贯朝揆，外播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儒家“五常”之教，勘称封建社会的优秀人才。如司马相如能以赋著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游学中原，结识邹阳、梅乘、严忌子等人的结果，也可以说，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就是移民入蜀和楚、汉文化渗入巴蜀的结果。又如蜀郡成都人庄遵(严君平)，“专精《大易》，(沉溺)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著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其所著《指归》的精深，常璩称为“道书”之宗。《汉书》赞曰:“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于成都市……而可以惠众”，其言行恰似孔孟，皆有益于巴蜀地区的风化。
其二、巴蜀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文化素养大为提高。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中原文化的传入，巴蜀各族的文化素养日渐提高。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新置七郡，将燹人由沉黎郡（今四川雅安南）经越西郡（今四川西昌东南），再迁入健为郡（今四川宜宾）的豌道县。《水经注》注燹道县，下引《地理风俗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卷33）。“仁道”是孔孟儒学标榜的至高至善的美德，汉武帝以后“燹夷”也“最有仁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