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这里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层面对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的研究状况做一个基本梳理。为了全面把握学界对明清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的研究状况，对一些涉及这一区域自然灾害研究的通论性著述也一并予以介绍。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始于数据的统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马龙格（D.H.Mallong）的《中国灾荒之原因》（The Causes of Chinese Famine）、何西（A.Hosie）的《中国之旱灾》（Droughts in China）、马罗立（W.H.Mallory）的《饥饿的中国》（China：Land of Famine）等，这些著作都对中国历代的灾害数量作了统计分析，其内容都涉及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自然灾害。

随着研究的深入，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自然灾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澳大利亚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是长期从事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西方学者。有学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医疗社会史就是从1975年邓海伦发表《明末时疫初探》开始的[8]，该文对明末发生在我国华北和浙江地区瘟疫的分布、流传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等作了深入分析。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中国，研究中国的自然灾害史。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写于198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ecle）[9]，对明清荒政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应对生存危机的“武器库”，明清官僚政府完善的荒政制度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应对危机的有力武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关于明清集权制国家机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传统看法[10]。美国学者李明珠（Lillian M.Li）在哈佛大学组织“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并于1982年8月促成《亚洲研究》（JAS）上的一次名为“食品、饥荒和中国”讨论会的召开，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多篇是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如美国学者彼得·珀杜的《官员目的和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的水控制》一文，考察政府政策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清代江南的救荒与市镇——关于宝山县和嘉定县的“厂”》《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等论文立足于基层市镇，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对赈灾过程中嘉定、宝山两县“分厂”制度设立和衍化过程的考察，以及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研究来考察清代的赈灾和管理模式[11]。

研究中国疾病史的国外学者，除了澳大利亚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外，最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研究。她曾发表过有关鼠疫研究的专题论文[12]，并于1996年出版了她的研究专著[13]。她用历史、地理以及传染病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探讨晚清中国的鼠疫，由于研究视野开阔，并占有丰富的史料，使该书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根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14]和韩嵩（Mart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5]。

此外，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一书，收录多篇外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如美国李明珠（Lillian M.Li）的《华北的粮价与饥荒》和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晚清中国的灾荒与意识形态——1876—1879年“丁戊奇荒”期间关于灾荒成因和防荒问题的对立性阐释》、法国魏丕信的《略论中华帝国晚期的荒政指南》、澳大利亚邓海伦的《试论留养资送制度在乾隆朝的一时废除》、德国安特利雅·扬库（Andrea Janku）的《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日本堀地明的《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水与救荒活动》等[16]，都是研究明清灾荒史的专题论文。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17]一书亦收录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二）国内研究概况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自然灾害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

1.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

学术界对于明清以来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最早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此前，由于五四新文化的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上的争论，文化思潮的涌动，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而且由于社会学在国内广泛传播，历史研究更加注重联系实际生活。由于政局变动引起战争频发，使得人民对“自然力”变动的应对性变得更差，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进一步提高，这也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此外，1927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下设有天文和历史语言等研究所，专门研究气象、历史等问题，对灾害史研究有促进作用，灾害历史学研究的氛围更加浓郁，研究成果也更为丰硕。

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必要手段。在这一时期，学术界重视对灾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其中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8]（十卷本）一书，分朝代统计中国的灾害。又有立足于资料统计的著作，如陈达的《人口问题》[19]一书，重点对自汉以来至民国2000余年的水旱灾害做系统的统计研究。

除专著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重要论文，如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20]，以统计表形式列出中国历史上各省各代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的分布与次数。王树林的《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把清代（1644—1908年）264年的自然灾害分为水、旱、雹、蝗、飓和震六类，以年为纵列，分省制作出受水、旱灾州县的总数统计表，对全国部分地区历年来具体受灾情况做统计研究，其中第六表为江苏省各灾县区的统计，第七表为浙江省各灾县区的统计，第十一表为安徽省各灾区钱粮蠲免及赈济的统计[21]。这些成果对于我们研究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自然灾害有很大的帮助[22]。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史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只研究历史灾害本身，他们还关注历史上各时期对于灾害的救济工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刘秉仁的《我国的旱灾和农荒救济》[23]、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24]、徐钟渭的《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25]、王龙军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26]等。这些著述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荒政措施。

虽然这一时期学术界更多的是研究分析现实中的自然灾害，对灾害史的关注尚显不足；再加上当时史学界流行“疑古辨伪”，史学家关注的热点是古史的考证辨伪，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手段相对落后，成果也相对较少，但这一阶段对于自然灾害史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2.发展阶段：20世纪50—80年代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党中央提出让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后提出“双百”方针，促进了学术和文艺领域的发展，史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局面。但是，“双百”方针并没有很好地坚持贯彻，一些学术问题被当成政治问题，甚至上升为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批判，史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影响。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关于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数量上增长不多，但研究领域上有所突破，对气象灾害之外的灾害关注也有所增多，如地震灾害研究等。

在气象灾害研究方面，竺可桢把明清时期（1400—1900年）称作“方志时期”，他以地方志为研究资料，以异常的严冬作为判断一个时期的气候标准，并会通徐近之的研究，通过对湖泊河流结冰期的研究，讨论异常气候及其所引发的灾害，对于气候历史学的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27]。徐近之根据长江下游地区河湖（如鄱阳湖等）周围地区的665种方志，做了长江流域河湖结冰年代的统计和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的统计，系统地整理了近两千年的气候历史记录，其中就有包含长江下游各省的气候资料[28]。张丕远、龚高法以对农业生产有严重影响的寒冬、霜冻、大旱、大涝等灾害性气象条件为指标，讨论近五百年我国气候时空变化的规律和特点[29]。

此外，1975年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开展系统的古气候研究工作，编制成《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30]，选择明清以来（1470—1979年）近五百年的记录资料，通过整理史料，绘制成旱涝分布图集。其中包括的510幅逐年旱涝等级分布图，使我们可以在全国地图中，直观地考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灾害，进而探讨五百年间本区域旱涝情况的总体特征、干湿交替的节奏。

除了气象灾害研究外，对地震频发导致灾害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于1954年、1960年和1971年编著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下册）、《中国地震烈度表》和《中国地震目录》三部著作。在《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采用年表体裁，以原资料记载的年月顺序编排”[31]，分别整理为各省份地方地震年表。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在“每省（份）年表后各附一小结，就现有历史资料作出简单说明”[32]。其中就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上海五省份的年表。以“安徽省地震年表”为例，该表记载了自“公元前179年至1951年的2130年的地震，凡310次，其中仅从明朝1368年到1956年破坏性地震就有19次”[33]。而后又在“编制《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编制《全国震中分布图》，绘制等震线和总结全国每县地震状况，作出《中国历史上地震烈度分布图》”[34]。

关于虫灾研究的成果有郭郛的《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35]，该文分析古代的蝗灾情况，总括各典籍的记录，列出蝗灾出现次数众多的地区，包括江苏、浙红、安徽、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并提出应对策略。

这一研究阶段还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灾害研究资料。如安徽地区，根据安徽省府、州、县志记载，将安徽历史上近千年的自然灾害资料加以整理[36]，编著了《安徽地区历代旱灾情况》《安徽地区水灾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安徽地区风雹雪霜灾害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地区地震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37]等一系列研究安徽地区气象、地质、虫灾等的专门性著作。江苏地区，在史料的辑录方面主要有朱焕尧的《江苏各县清代水旱灾表》[38]一文，对清代江苏地区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分析。

总之，这一阶段史学界对于灾害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气象灾害和地震灾害上，对资料的辑录多于分析综合，对其他类型灾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成果也较少。

3.繁荣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与深入，学术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热潮与生动活泼的局面，史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有关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关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丰硕，限于篇幅，这里择其要而述之。

（1）资料的整理编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39]一书，包括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大事记与中国历代盛世农业政策两部分内容。在自然灾害大事记中，依灾害种类分为旱、水、虫、雹、风、疫、震及其他灾害，收录汉至元各代正史本纪及五行志、明清实录与清史稿等文献中的灾害史料，其中自汉至唐有灾必录，资自宋以降，只收录大灾。张兰生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40]，分先秦至元代卷、明清卷、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90年）卷，将明史、明实录、清史稿、清实录以及方志中自然灾害资料加以整理，然后编绘成各类灾害地图。李文波的《中国传染病史料》[41]一书，根据我国疾病历史记录，介绍我国历代疾病概况，从秦以前直至民国，前后2500余年，包括疫情、疾病与战争的关系及历史上防疫治疫的概况。该书还介绍了霍乱及鼠疫这两种甲类传染病的流行简史，并着重在第四章中以年表的形式记述直至1949年以前的疫史。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42]一书，凡90卷，广收全国各地方志资料近三千种，收录其中有关灾害的资料，内容尤为丰富、翔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43]，从中国历代地方志中辑出有关灾异的资料，分为两编47册，其中于春媚、贾贵荣主编的第二编[44]，汇集华东地区八省份700多种方志的灾异资料，为研究华东地区历代灾害提供了便利。谢毓寿、蔡美彪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45]一书，收录了远古至1980年地震灾害原始史料。张波等编纂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46]一书，搜罗宏富，被称为“记载中华民族五千年农业灾害历史的巨著”。楼宝棠主编的《中国古今地震灾情总汇》[47]一书，收集公元前221—1994年中国1409条地震灾情资料，是截至目前收集最全的地震灾情资料集。龚胜生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48]对中国过去近三千年的疫灾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和整理，对于每一次疫灾事件，从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六个维度的记录，是研究中国古代疾疫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它的出版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和工具书性的价值。上述资料性成果中都有丰富的有关明清长江下游自然灾害方面的内容。

这一研究阶段，还出版了有关江苏、江西和上海等地自然灾害的研究资料。如江苏地区，有施和金等编的《江苏农业气象气候灾害历史纪年（公元前190年—公元2002年）》[49]一书，梳理了历史时期江苏农业气象灾害情况。江西地区，有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纂的《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50]一书，该书收集自东晋太元六年（381年）至1985年1600多年江西省历代水旱灾害史料。上海地区，有上海气象局等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51]，辑录了明代以来（1470—1975年）长江下游五省份外加福建、台湾两地的气象资料；袁志伦等编的《上海近两千年洪涝风潮旱等灾害年表》[52]，记录了上海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百多年有关各种灾害的资料；袁志伦等的《上海近两千年洪涝风潮旱等灾害年表续表（1369—1647年）》[53]，梳理了上海地区明代的灾害情况；火恩杰等主编的《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公元751—1949年》[54]，整理了上海地区1198年的灾害史料。

（2）综合研究

这一阶段，综合研究自然灾害的著作主要有宋正海等先后编写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和《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55]三部著作，其中《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一书，包括天文、地震、地质、气象、河湖水文、海洋、植物、动物等九个方面、252个类别的灾害和异常现象史料年表，对历史上天、地、生（物）的一些异常现象和灾害异常进行分析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重大历史灾害和异常史料的多学科综合性工具书。《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一书，用统一的尺度对22类主要自然灾异现象作动态分析，不但可供从事各种古今自然灾异的动态研究和规律性探讨者参考，而且为几十种自然灾异之间的各种相关性的研究和发现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一书，则试图对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研究成果进行第一次综合和集大成工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基本自然灾异群发期”“自然灾异群发性机制探索”“自然灾异群发期的基础理论方面研究”以及“地质时期和远古时期自然灾异群发期探索”四个方面。赫治清主编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56]，收入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及少数年轻学者论文二十多篇，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的专题著作，内容涉及先秦至明清历代自然灾害灾情，以及历代赈灾防灾政策，灾害与农业、灾害对江南社会和国家科举制度的影响、荒政中的腐败、传统救灾体制转型和近代义赈兴起诸问题。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57]也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涉及“清代饥荒及其社会影响”“清代官府救荒制度与实践”“清代基层社会与民间御灾机制”“官、民合办与中国救荒制度的近代转型”和“社会记忆、文化认同与清代救荒观念的变迁”等方面。袁祖亮主编的《中国灾害通史》[58]，共分8卷，论述起于先秦迄于清代末年的各种自然灾害，规模宏大，达530余万字，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灾害通史，填补了我国灾害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相关研究成果还有李向军的《中国救灾史》[59]、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60]、李文海的《中国荒政全书》[61]、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62]、张涛的《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63]、赵晓华的《救灾法律与清代社会》[64]、陈雪英等的《长江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防治研究》[65]、张崇旺的《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66]等。上述成果中有关明清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

综合讨论自然灾害与荒政的论文有：李向军的《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67]，论述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叶依能的《明代荒政述论》与《清代荒政述论》[68]，对于明清时期的荒政作系统的论述。卜风贤的《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69]和邵永忠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70]二文，对我国农业灾害史、荒政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陈桦的《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71]，论述清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政策与措施。张波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方面观》[72]，论述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文献特征及灾害学价值。庄华峰的《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73]，从生态环境视角论述圩田开发对自然灾害的影响。黄剑敏、庄华峰的《明清以来长江下游自然灾害与乡村傩舞祭祀活动》[74]一文，从婺源乡村傩舞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探讨分析明清以来长江下游自然灾害与乡村傩舞祭祀活动的关系。台湾学者罗丽馨的《明代灾荒时期之民生》[75]，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借助丰富的史料讨论明代灾荒时期的民生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论述了官府的应灾举措及其局限性。相关论文还有张崇旺的《徽商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76]、吴春香的《〈小海场新志〉所见明清淮南小海场的灾荒与赈济》[77]、张介明的《我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荒政”探析》[78]、张颖华的《清代自然灾害危机应对策略研究》[79]、徐建青的《清代康乾时期江苏省的蠲免》[80]、吴滔的《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81]、余新忠的《道光时期江苏荒政积弊及其整治》[82]、赵思渊的《道光朝苏州荒政之演变：丰备义仓的成立及其与赋税问题的关系》[83]等。

（3）分类研究

在这一阶段，分灾种研究灾害的成果亦复不少，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气象灾害（水、旱、雹、风、寒）、震灾、虫灾与疫灾等方面。

在气象灾害方面，有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84]一书，此书收集大量气象资料，通过综合分析，评述其影响，全面反映我国几千年来的气象灾害。胡明思、骆承政主编的《中国历史大洪水》[85]一书，选取自1482—1985年91次具有代表性的大洪灾，分次介绍其雨情、水情、灾情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等编写的《中国水旱灾害》[86]，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全面分析我国历史上及现、当代的水旱资料。谢永刚的《中国近五百年（1470—1990）重大水旱灾害对社会影响及减灾对策研究》[87]，整理出历史上重大水旱灾害年的划分及时空分布特点，并分析水旱灾害的影响及其应对情况。地震灾害的研究成果有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88]一书，该书将历史上的破坏性地震，以等震线形式尽可能的表现在当时的地理图上，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刁守中等的《中国历史有感地震目录》[89]一书，通过分析史料，共整理出自公元前618年（鲁文公九年）至1949年有感地震目录9121条。相关成果还有张秉伦、方兆本主编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90]、黎沛虹等的《长江治水》[91]、张玉玲等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气象气候变迁》[92]、晏朝强等的《1849年中国东部地区雨带推移与长江流域洪涝灾害》[93]等。

关于蝗灾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章义和的《中国蝗灾史》[94]一书，在采集史籍方面，以正史为主，辅之以方志等地方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系统研究与数据分析相结合，是一部全方位、多层次研究蝗灾的专著。李钢的《蝗灾·气候·社会》[95]一书，在全面整理与客观分析历史蝗灾记录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面—线—点”研究蝗灾的时空分布、时间序列和典型个案，探讨历史上蝗灾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揭示蝗灾频发的环境意义和社会影响，最后结合近现代生物学实验结果作出科学的生态解释，指明不同特征时期环境灾害危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相关著作还有赵艳萍的《清代蝗灾与治蝗研究》、孟红梅的《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96]等。

疫灾研究也有学者涉猎，相关成果有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97]一书，通过整理自先秦至清后期3500余年瘟疫发生与防救情况，并总结出瘟疫的发生和传播规律。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98]一书，突破以往研究中国医疗史单纯以医疗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局限，而把医疗现象纳入“地区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它以清代江南地区为时空断限，把瘟疫的传播视为一种社会表现形式而非仅仅是医学关注的疾病现象；把抵抗瘟疫的过程与官府、地方精英及底层民众的反应策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十分细腻地展示出江南社会变迁的另类图景。陈旭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99]一书，通过分析明代瘟疫的传播与防救，揭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阶段的灾害史研究成果除以上这些专著外，还有很多单篇论文，其中在气象灾害（水、旱、雹、风、寒）研究方面，李家年等的《安徽省长江流域近500年水旱灾害浅析》[100]，分析了明清时期安徽长江流域水旱灾害情况。王日根的《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101]一文，详细分析江苏北部地区的水灾发生的原因。张红安的《明清以来苏北水患与水利探讨》[102]一文，探讨明清以来苏北水利工程兴修对水灾发生的影响。赵树森、刘自清的《江西省近五百年干旱分析》[103]一文，分析江西省近五百年来干旱的时空变化规律。文晓燕的《江西古代水旱灾害频繁原因的初探》[104]一文，讨论江西古代灾害频发的缘由。陈书云的《清代江西灾害探略》[105]一文，探讨清代江西的灾害及其影响与救灾。沈锦花等的《浙江省近534年旱涝发生规律及突变分析》[106]，采用1470—1979年五百年旱涝史资料，分析浙江近534年的旱涝灾害。曹罗丹等的《明清时期浙江沿海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107]，辑录明清时期浙江沿海地区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并对之进行统计分析。汪佳伟等的《上海近五百年旱涝等级演变及其影响因子分析》[108]，对上海旱涝等级演变及早涝异常的环流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等。相关论文还有张琨佳等的《中国清代历史水灾时空特征研究》[109]，孔冬艳等的《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海潮灾害研究》[110]，贾铁飞、施汶妤等的《近600年来巢湖流域旱涝灾害研究》[111]，以及龚高法等的《十八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112]，等等。

在蝗灾研究方面，如满志敏的《明崇祯后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探讨》[113]，探讨明代末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郑云飞的《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114]，分析历史文献中有关蝗虫及蝗灾记录。赵艳萍的《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115]，探究历代蝗灾及其治蝗思想、政策与措施。相关论文还有郑民德等的《捕蝗与灭蝗：明代农业灾荒中的国家、官府与基层社会》[116]等。

疫灾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117]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进行了探索，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作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为医史学界疾疫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118]一文认为，明末流行的疫病为鼠疫，华北地区的两次鼠疫造成了1000余万人死亡，并探讨了明王朝的灭亡与万历年间的鼠疫和社会动荡的关系。李永宸、赖文的《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19]对清末年间岭南霍乱病的流行进行了探讨，认为霍乱主要由缅甸、泰国经海路途径传入我国沿海地区，主要在旱灾发生时流行。李玉尚、曹树基的《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120]一文，运用20世纪50年代有关鼠疫的调查报告及其相关资料，论述了清代战争期间鼠疫的流行对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造成的影响，并对战时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的论断。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121]一文提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慑力的“冷面杀手”，认为对清代瘟疫给江南地区造成的人口损失不宜估计过高，指出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疫灾的产生不会造成结构性的影响。他的另一篇论文《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122]论及咸同之际的疫灾造成百万人罹难，认为战争是太平天国时期瘟疫发生最关键的因素，且瘟疫的发生延缓了战争的进程。李玉尚的《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123]一文，论述了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争进程、战区人口及军队的影响，从而得出了传染病延缓了战争进程的结论。李玉尚的《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流行病》[124]一文认为，江南地区疫灾频繁发生，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状况息息相关。李丽华等的《明清医家治疫特色研究》[125]一文指出，“准”“快”“狠”是明清辨治疫病的整体特色，探讨明清时期温疫学派辨治疫病的方法与特色，为现代临床治疗传染性疾病提供了借鉴与参考。郑春素的《明清瘟疫学派治疫特色》[126]一文认为，明清时期的瘟疫学派医家治疫有着独特的经验，他们对瘟疫病因、病机及诊断的认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疗体系，提出治疫原则和治疫方药，为有效控制瘟疫的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余新忠的《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127]一文认为，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晚清人们应疫观念由消极的避疫转变为积极的防疫，指出晚清时期人们在采用西方先进手段防疫时忽略了其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唐力行、苏卫平的《明清以来徽州的疾疫与宗族医疗保障功能——兼论新安医学兴起的原因》[128]一文，着重探讨了徽州宗族在医疗方面所建立的疾病预防、医疗和救助的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认为徽州宗族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疗体系的保障功能，同时也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李玉尚的《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129]一文指出，霍乱的发生与城市水污染关系密切，从而进一步证实地理环境是疫灾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台湾学者梁其姿的《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130]一文指出，从“大风”发展到“麻风”的这众多疫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一惯性，其密切的联系，完全是有历史遗迹可循的。认为疾病概念的形成，关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上述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既有研究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零散、简略和依附性的论述较多，系统全面的主题性研究较少；二是关注地形、气候、水系等自然因素的比较多，而对人类活动等社会因素与自然灾害发生间的关系、特别是对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注意不够；三是对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较多，而对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较少；四是运用现代灾害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还不够。因此，加强本课题研究将有助于填补和完善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