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仪凤年间的舍利颁布与棺椁形制舍利容器的普及

（一）长安光宅坊感得舍利及其颁布

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椁形制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延载元年金棺银椁。之后，仿中国葬具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被广泛地制作，在中国各地都发现了遗物（见附表），正如杨泓先生的描述，可谓“此风传开，各地仿效，一时建塔瘗藏佛舍利时，无不按照武后所创新制来制作舍利容器”[25]。可是，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是如何普及至全国的尚待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曾在仪凤年间将佛舍利颁布天下。《唐会要》卷四八“光宅寺”条载：

光宅坊。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异气。”敕令掘，得石碗[26]，得舍利万粒。遂于此地立为寺。[27]

又《宋高僧传》卷二六《周京师法成传》载：

释法成。本姓王，名守慎。……仪凤二年，望气者云：“此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宝台，遂改寺额。[28]

图8 潞州梵境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拓本（“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可知，仪凤二年（677）在光宅坊有“异气”，高宗敕命发掘，由此发现装有1万余粒舍利的石函，后将发现的舍利向在京诸寺及天下诸州府各颁布49粒。正如陈金华和高濑奈津子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潞州梵境寺的《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可作佐证。[29]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依据《山右石刻丛编》等清代书所著录的录文[30]，但该铭文的拓片仍然存在。据笔者目前所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各藏一张[31]（图8）。高63.5厘米、宽58.0厘米，有方形界格，行书，共21行，每行满格23字。依照拓片移录如下（省略空格）：

1. 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检校官人司马戴安业

2. 夫八相分容应物而弘[32]摄受二乘命驾自我而开轨辙是以

3. 迷方罕托入寂舍而嫔法妻弱丧无归赴权门而戴慈父俯

4. 幻机而践迹道格四生随满愿而呈姿仁涵六趣栉沐三灾

5. 之运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从无求不应然后藏山示尽促

6. 耆岭之朝峰变海归空急恒源之夜水双林顾命仍留住世

7. 之恩千叠遗身讵陨将来之相可谓生灭慈护终始经营永

8. 辟悲田长弘[33]愿力者矣舍利者即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槃之

9. 真体也分形梵国作瑞神京乘至奖而幽通降天慈而

10. 光被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

11. 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

12. 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争开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

13. 天地之容一见一闻永清三业且瞻且仰长摈六尘曰以大

14. 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境

15. 寺旧塔之下恭皇綍也尔其重扃[34]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

16. 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朝散

17. 大夫守潞州长史崔承休司马戴安业群僚等并洗心申敬

18. 濯影投诚如登刹[35]利之期若睹阇维之会僧尼云委士女风

19. 趋同瞻四升之姿共惨千行之目愿乘兹介福普证菩提假

20. 此妙缘俱清烦恼刊石纪日即修后善对众起信誓断前恶

21. 凡在道场念兹在兹矣其文当州学仕张毅制之

据此进行句读如下：

《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检校官人司马戴安业

夫八相分容，应物而弘，摄受二乘，命驾自我而开轨辙。是以迷方罕托，入寂舍而嫔法妻；弱丧无归，赴权门而戴慈父。俯幻机而践迹，道格四生；随满愿而呈姿，仁涵六趣。栉沐三灾之运，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从，无求不应。然后藏山示尽，促耆岭之朝峰；变海归空，急恒源之夜水。双林顾命，仍留住世之恩；千叠遗身，讵陨将来之相。可谓生灭慈护，终始经营；永辟悲田，长弘愿力者矣。

舍利者，即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槃之真体也。分形梵国，作瑞神京。乘至奖而幽通，降天慈而光被。

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争开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天地之容。一见一闻，永清三业，且瞻且仰，长摈六尘。曰：

以大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境寺旧塔之下，恭皇綍也。尔其重扃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朝散大夫、守潞州长史崔承休，司马戴安业，群僚等，并洗心申敬，濯影投诚，如登刹利之期，若睹阇维之会。僧尼云委，士女风趋，同瞻四升之姿，共惨千行之目。愿乘兹介福，普证菩提，假此妙缘，俱清烦恼。刊石纪日，即修后善，对众起信，誓断前恶。凡在道场，念兹在兹矣。其文当州学仕张毅制之。

由第9行至第15行得知，在印度分完的舍利因神瑞出现在长安，其中49粒由在长安拜谒皇帝的潞州刺史贺拔正受领后返回本州，于仪凤三年四月八日安置在梵境寺旧塔下。[36]

（二）潞州所制的舍利容器

潞州梵境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的第15行至第16行，对于该寺院所进行的供养舍利，有如下记载：

尔其重扃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

为了盛装佛舍利，以精湛的雕刻与铸造技艺，加工玉石和金而制造了多重容器。其中，载有“叠椁镕金”，尤其值得关注。据此可知，此多重舍利容器仿棺椁形制。《长治县志》卷四《金石志》所载清代按语[37]亦可作参考。据此按语，光绪五年（1879）为编纂县志发掘梵境寺址，挖到石甃后发现了四件古碑，其中一件是唐碑，其中云：

舍利青白二色，微莹，类玛瑙，大若豆瓣碎，或如米粒。以琉璃小瓶贮之，外韬铜盒二，装七宝，实以香屑，藏石函内。函绝大中，别嵌一石刻。《沈藩记略》云：“王获舍利于梵境废寺，有隋唐石刻。隋仅存空器，唐所藏者四十九粒。为建铜塔于此，并瘗其原石。”云云。

可知，据《沈藩记略》记载，隋唐时期的两件石刻中，隋代的仅见容器，不见舍利，而唐代的容器内仍藏有舍利，且数目恰好是49粒。因此，这里写的唐代舍利与舍利容器均为仪凤三年的遗物。舍利容器的组合从外至内为石函→铜盒二，装七宝→琉璃小瓶。其中“铜盒二，装七宝”应是以金银、珍珠等珍宝装饰的两件有盖铜器。若与《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的“叠椁镕金”这一记载一并考虑，“铜盒二，装七宝”极有可能指的是铜棺和铜椁。再者，关于梵境寺的舍利容器，《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记“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清代按语载“装七宝”，均表示这组器物是用珍贵材料、精湛的雕刻和镶嵌技艺而完成的精致杰作。这正符合泾川大云寺和太原龙泉寺址出土遗物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梵境寺的舍利容器与泾川大云寺等遗物大致相仿。除此之外，有些学者推测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嵌宝水晶椁（图9）为武则天主持施造九重舍利容器中的一件。[38]加之，虽然缺乏确证，但放置于其内的玉棺（图10），由质量极为精良的水晶与白玉制成，工艺也非常高超，由此来看，亦为武则天主持施造的可能性相当高。

图9 法门寺地宫所出土嵌宝水晶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233）

图10 法门寺地宫所出土壶门座玉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彩版236）

颇为有趣的是，仪凤年间舍利颁布在历史上所居的位置。如上所述，金棺银椁形制舍利容器的最早文献记载是有关显庆五年迎奉法门寺真身舍利的，而至今所发现的遗物中最早的则是延载元年的泾川大云寺舍利容器。二者之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空隙，而处在中间的仪凤年间舍利颁布正好可以填补这一历史的空白。仪凤年间的舍利颁布是由当时掌握实权的武则天主导，实施范围广至全国，其影响无疑巨大。因此，仪凤年间的舍利颁布不仅将武则天的威仪传至全国，对仿棺椁的新形制舍利容器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