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棺椁形制舍利容器与武则天——以考古发现的实物为主

现在中国考古学界将武则天视为金棺银椁形制舍利容器的创制者，主要是依据如下记载。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扶风岐山南古塔”条载：

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敕令僧智琮、弘静[9]、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10]

显庆五年（660）三月，高宗下敕将闻名的法门寺佛真身舍利迎至东都洛阳宫中，而身为皇后的武则天则喜舍相当于绢一千匹的自用衣帐[11]，为佛舍利施造了极为讲究的雕镂九重金棺银椁。龙朔二年（662）二月十五日舍利送还法门寺佛塔，以智琮为代表的奉有敕令的僧人、京师诸僧、法门寺僧人及官人等共同瘗藏舍利至佛塔石室，即地宫之中。

由此可见，这条记载并未写明是武则天最早开始使用金棺银椁形制的舍利容器。不过从结论来说，可能性极高。由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可知，武则天时期之前未出现确认为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例如，隋文帝在仁寿年间先后三次将佛舍利颁布并在全国110多处造塔，其中关于仁寿元年（601）所造的舍利容器，《广弘明集》卷一七《舍利感应记》中有明确记录：

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12]

据此，一般认为，此时制作的舍利容器从外到内依次为石函→铜函→琉璃瓶→金瓶（内存放舍利）。[13]而仁寿年间的《舍利塔下铭》，在雍州仙游寺、定州恒岳寺、青州胜福寺等地都先后发现了方形盝顶盖石函和《舍利塔下铭》石志。至于仁寿四年（604），则有陕西耀州“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地宫所出土的实物（图5）。[14]据考古报告，石函为盝顶方形，高119厘米、长宽各103厘米，函盖高52厘米，盖面上镌刻“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石函口内平嵌《舍利塔下铭》石志（高10厘米、长宽各51.5厘米）。石函内，放有鎏金盝顶方铜函大小两件（大：高15厘米；小：高8厘米）和圆铜盒一件，其中小铜函内，放置绿色玻璃瓶和铜瓶各一件。可知，隋代尚不可见金棺银椁的舍利容器。

1990年，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发现地宫，并出土了初唐时期的舍利容器（图6）。石函为盝顶方形，通高58.5厘米、长59.8厘米、宽58.6厘米，盖顶边长30.5厘米，内放置鎏金铜函（盝顶正方形，通高8.8厘米、边长7.7厘米）、木函（残件，考古报告中未注明尺寸）、金函（盝顶正方形，通高4.4厘米、边长2.5厘米，内存放舍利）。石函的浮雕内容以及布局与南北朝至隋代佛座上的雕饰接近，补助纹采用隋至初唐常见的忍冬纹和连珠纹，同时石函内还出土了武德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可视其为初唐之作。由此可知，初唐时期亦尚未出现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

图5 神德寺出土舍利容器（非实物比例）

（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图2、图版拾-1、图6、图版拾-2）

图6 正定开元寺钟楼发现石函

（张秀生等撰文，樊瑞平摄影《中国河北正定文物精华》，文物艺术出版社，1998，第33页）

图7 太原晋阳古城唐龙泉寺塔基出土金棺与银椁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第129页）

与此相比，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椁形制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出土的延载元年金棺银椁，其组合从外到内为石函→鎏金铜函→银椁→金棺→琉璃瓶（图3）。除此之外，虽然没有纪年但也被推测为武周时期遗物的，即山西太原晋阳古城唐龙泉寺塔基地宫出土的舍利容器，其组合为石函→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金棺（图7）。

如此看来，武则天在显庆五年为法门寺真身舍利施造的金棺银椁，虽不能说是该形制舍利容器的最初实例，但属于最早期实物之一。这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