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儒学在社会上普及的动力

教育促进儒学在东汉社会普及，而儒学成为汉代官私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有原因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汉代选官制度的引导，二是儒学积极入世的态度和行动。

汉代选官制度中有一种叫“察举”，即选举，初见于文帝二年（前178）诏令，再见于十五年（前165）诏令，十五年对策时，晁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44]。由于是临时下诏策问，可能尚未制度化。察举的制度化要等到武帝时期。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甫一登基，就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本来应从此制度化，因遭到窦太后的反对，次年即废止，直到元光元年（前134），窦太后死去，建元元年董仲舒在对策中的建议再次得以实行。于该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45]。从此，察举作为一项选官制度被确定了下来。据载，察举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46]其中第二科“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指儒学。建元元年诏令后的丞相建议，更有明确说明：“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47]该年董仲舒对策中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8]也得到了武帝的首肯，从此，对策也好，察举也好，都要以儒学为依归。董仲舒的影响不可小看，班固就说：“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49]

明经是武帝尊崇儒学之后察举及入仕的一个途径，西汉韦贤、韦玄成父子以明经先后为丞相，以至社会上出现了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50]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令郡国岁贡明经而盛行，以经术试士的走向日益明显，如：“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51]质帝本初元年（146）对明经的年龄做了规定：“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52]总之，自汉章帝以后，明经入仕日益制度化、常态化，这对于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是极为有益的。

儒学的主体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儒学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儒学的积极入世在知行两方面都有明确的表现。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53]孟子曾说“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4]《荀子》则有《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等多篇论入世的文章。汉儒董仲舒则积极参与对策，发表自己治国理政的观点，其中为世人熟知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他的前辈不同的是，前辈的理论因为没有被统治者采纳而束之高阁，他的观点一经提出就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以上所言是知，再看行。孔子本人是积极入世的，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司寇，因政见不合被排挤出鲁国政坛，周游列国，并不是为了访学，而是谋求为知己者用。孟子在齐国虽然只做了个客卿，但他是希望有大作为的，只是他的政见不被统治者喜欢，没有机会“平治天下”。荀子出生在赵国，不仅在齐国稷下学宫为祭酒，还到楚国做了兰陵令。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没有白上，不仅观点被采纳，自己也做了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当然他的抱负不止于此，无奈政敌更强大，只能止步于此，但他接受了现实，直到晚年才辞官，回家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