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石器时期基于相似自然地理背景下的闽台文化交流
一 平潭壳丘头遗址和金门富国墩遗址
陈国强等教授认为，壳丘头文化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省范围内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壳丘头、南厝场、富国墩，还有溪头遗址的下文化层的部分遗存。[5]金门的富国墩遗址和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是属于同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的重要遗址。
其中最早被发现的是位于金门金湖镇的富国墩遗址，1968年由台湾大学林朝棨教授发现。他在论文《金门富国墩贝冢遗址》中称，遗址“以二十种贝类构成；贝冢中采到许多黑色和红色的陶器破片，有素面的，也有带纹的；纹样型式以贝印纹和指甲纹为主，利用种种蚌类的壳缘印出波浪纹、点线纹、直线纹等；指甲印出弧纹列。此外亦有横线、斜线和横列短直线的刻印纹。陶片之外只采到凹石一件，石把手一件”[6]。
韩起在《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中认为：“富国墩贝丘遗址的年代，据采自遗址上、中、下部的贝壳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分别为距今6310±370年（贝丘底部）、5800±340年（中部）、5460±320年（上部），经树轮校正后，其平均在公元前3940—前5500年，因为贝壳里含碳量少，所以或然误差很高，测得数据会偏早一些，因而将其实际年代推定为公元前四千年与前五千年之间。”[7]
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的《闽台考古》认为，以富国墩为代表的泉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坌坑文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两者的遗址面积都不大，多是贝丘堆积，一般分布于海边或河口的底台地上；石器制作较为简单，打磨粗糙；陶器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少见，都为手制，火候不高，纹饰都有绳纹、刻划线纹、贝印纹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迹象，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闽台原始居民之间往来密切，两类遗存当属同一文化区。[8]
平潭壳丘头遗址位于距平潭县城15公里的平潭岛西北，于1985年得到发掘。经福建省考古队一年多时间的发掘，这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具有典型的闽台沿海新石器文化特征，包括大量的夹砂陶，色彩多样，以红、黑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陶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拍印、压印和刻划等，包括大量的贝齿纹样，以及用指甲刻划的纹样，等等。
可以看出，金门富国墩遗址和平潭壳丘头遗址的出土文物有着明显的相似和关联，所以，学者们将其命名为富国墩—壳丘头文化，认为二者属于同一文化区系，同为闽台区域公元前5000到前4000年间的新石器文化。
二 新石器晚期的两岸文化遗存及文化交流
闽台区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体现在广泛分布的彩陶文化遗址中。在海峡西岸，福建省内最典型的是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沿海岸线向北延伸到浙江南部的瑞安前山，向南经过闽中、闽南，直到广东潮州等地。在海峡东岸，这一时期的代表型文化类型广布在台湾岛西岸从北部到南部的沿海地区，包括圆山文化、芝山文化和最具代表性的凤鼻头文化等。海峡两岸的新石器晚期彩陶文化遗址具有相当多的相似特征，应当属于同一文化类别。
第一，两岸此类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呈现明显的对称特征。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滨海地带的河口入海区域。如昙石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包括闽江下游的闽侯和福清等地，包括闽侯的昙石山、庄边山、溪头等地，福清的东张等地，其中昙石山在闽江北岸，庄边山在闽江南岸，溪头在闽江北岸，而福清东张则在闽江以南50公里范围内，这些地点在当时为闽江流域的滨海区，从遗址中的贝丘贝类遗存可以鉴别其为海贝，可见这些地点是海水可以浸泽之处。福建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中，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遗址都处于滨海地带，如位于漳州市郊区的覆船山遗址、东山县的大帽山遗址和诏安的腊洲山遗址等。覆船山遗址位于漳州市芗城区芝山乡岭下村，在漳州平原九龙江边，诏安的腊洲山遗址中存在大量海生贝类，而大帽山遗址中则不仅有贝类遗存，而且有海生鱼类脊椎骨，这些都提示当时的环境是一个滨海的环境。
而在海峡东岸的台湾岛西部沿海，典型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包括以台北八里乡大岔坑位命名的大岔坑文化，台北盆地的圆山文化、芝山文化和台湾西海岸中南部的凤鼻头文化等。其中，大岔坑文化类型在台湾西部沿海有着广泛的分布，遗址集中在北部淡水河下游沿岸和西北海岸、中部海岸，以及西南部海岸。主要的遗址有台北县大岔坑遗址下层、台北市圆山遗址下层、台南县归仁乡八甲村遗址下层、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下层、南投乡洞角遗址下层等。这一文化的遗址，一般面积不大，其位置都在河口和海岸的低台地上。[9]除大岔坑文化外，还有以台北的圆山贝丘遗址命名的圆山文化，此类遗址还包括台北盆地南缘土城乡土地公山、淡水河口大岔坑上层、台北盆地东北芝山岩上层等，以及分布在淡水河流域两岸、基隆河两岸、新店溪和大汉溪中下游沿岸的遗址。凤鼻头文化则分布在中南部台湾的西部沿海以及澎湖列岛。凤鼻头文化的主要遗址分布于台中县的清水牛骂头、大肚乡营埔、南投草屯草鞋墩、南投八卦山、南投乌溪河、南投大邱园、台南县永宁乡牛稠子、高雄县凤鼻头、屏东垦丁和屏东鹅銮鼻等地，这些地点也大都滨海分布。
贝丘是这些遗址中大部分遗址的共同特征。在昙石山遗址中，上、中、下三层均有蛤蜊壳的堆积，特别是中层，蛤蜊壳的堆积层厚达1米左右。与昙石山遗址隔江的庄边山遗址中，经考古发掘，发现贝壳堆积坑有70多个。而同为昙石山文化的白沙溪头遗址中，其下层也是厚厚的蛤蜊壳堆积层。由于这些蛤蜊壳堆积，这些遗址被称为“贝丘遗址”。福建南部的九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腊洲山遗址、大帽山遗址也都有丰富的贝壳堆积，其中大帽山遗址中的贝壳堆积层厚达30厘米到50厘米，文化层中贝壳和泥的比例局部可高达8∶2。[10]再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岛，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文化中，圆山遗址的代表就是圆山贝丘，贝壳和蚌器是这个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遗物，占出土遗物的99%，另一新石器的文化——凤鼻头文化也以凤鼻头贝丘为代表。其他的同时期遗址中，贝壳纹是其出土陶器上常见的纹饰。可见，滨海的环境，贝类为远古的两岸先人提供了极为类似的食物来源，贝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包括食物，还包括围绕他们生活器物的装饰审美以及生产工具。
相似的、趋于对称的分布区域，使得这些文化遗址所处的气候带和自然地理环境极为相似，这是二者文化特征相似的环境基础。相似的环境使两岸同类文化遗存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类似，这是二者相似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产生的基础。
第二，这些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红、黑彩陶，无论是烧制方法，还是装饰纹样，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昙石山下层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手制，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是其特色，有部分黑皮陶和灰陶。器物样式多为圆底圈足，敞口宽沿深直腹釜、红细砂小口高领罐、印压指甲纹陶罐、局部施红衣磨光敞口盆及敛口钵都是代表性器物。纹饰包括表面磨光、凹点纹、同心圆纹、圆圈纹、绳纹、镂孔和彩绘等。昙石山中、下层，溪头下层和庄边山下层等是彩陶主要分布层。主要器形有豆、盆、尊、罐、钵。装饰纹有绳纹、圆圈纹、凹点纹、席文、曲折纹、云雷纹，方格纹最多。庄边山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黑陶及夹砂黄陶为主，也有泥质陶、细砂红陶及红衣灰黑胎夹砂陶。上层受破坏较严重，出土有硬灰陶、橙黄陶，纹饰有曲折纹、云雷纹等陶片，与昙石山上层器物类似。白沙溪头遗址陶器以泥质灰黑陶和夹砂灰黄陶为主，有豆、壶、釜、罐、簋、杯、碗等。这些陶器与昙石山中层的陶器相同。另一类陶器为红衣灰黑胎夹砂陶、细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以手制为主，与昙石山下层类型类似。第三类陶极少，为夹砂陶片，以刻划平行短线纹、贝齿压印纹、戳点纹等装饰，类似壳丘头遗址文化类型”[11]。而福清东张出土陶器也以砂陶为主，其中的彩陶与昙石山上层彩陶从质地到彩绘都十分相似。
九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覆船山遗址所出土的仍然以夹砂陶为主，包括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都是较粗糙的、手制的疏松质地的陶器，其上的纹饰以贝齿纹、方格纹、夔龙纹等为主，其中贝齿纹“与平潭壳丘头遗址台湾大岔坑文化所出的陶器上的贝齿纹极为相似，印压方法也相同，很可能是同一个大文化圈里的不同地方相，年代相当”[12]。同一流域的腊洲遗址出土陶器也以夹砂红陶为主，其上纹饰也包括贝齿纹、蓖纹等，与昙石山文化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13]。
台湾大岔坑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质粗含砂，火候较低，陶器烧成温度，约在400℃—500℃之间，硬度2—2.5度。陶色驳杂，有棕、深红、黄、灰等色，但胎心多为灰黑色。器表多饰以粗而深、清晰的绳纹，一般施于腹部。蓖划纹也不少，多由两股或两股以上构成间断或连续的波折纹、交叉纹，饰于口部，也有饰于肩、腹部的，只少数素面陶器。大岔坑和凤鼻头遗址的陶片饰绳纹特别多，八甲村遗址的陶片绳纹相对较少，而蓖划纹更发达，同时还有两种贝纹；一种用贝壳的外表作印模在器表上印出贝印纹；另一种是用贝缘作篦齿印贝齿纹，在陶器表面压印出波浪状、点线状、直线状饰”[14]。
年代较大岔坑文化晚些的凤鼻头文化也以夹砂陶为主，其纹饰以细绳纹为特征，还包括方格纹、刻划纹、戳印纹、贝齿纹等，应当是属于闽台区域同一个大文化圈内的共同特征。所以，学者在分析两岸新石器时代彩陶特征时认为，彩陶在台湾各地的分布情况与福建大致类似，即几乎都分布在台湾西海岸一带。这一地理分布特征的对称性并非偶然，而是海峡两岸众多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结果。从彩绘纹饰形状看，两地彩陶都以折线、卵点、直线等几种较为简单的基本线型组成。两地彩陶的花纹图案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如观溪头下层、昙石山下层的极富特色的红彩卵点纹（鹿纹）与圆山文化的卵点纹极为相似，甚至彩绘位置也都位于器物的腹部，都有平行条纹。圆山早期墓葬的泥质及向上绘的红彩条纹、勾纹在芝山岩文化中也能见到，在凤鼻头文化的器物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勾连云纹。尽管福建的昙石山文化遗存中不见在芝山岩文化、凤鼻头文化中出现的黑彩，但普遍发现于闽南、闽北地区稍晚于昙石山文化的遗存中，如东张中层、昙石山上层，或是出现在其他青铜文化遗存中，彩纹多样，这可能与两地不平衡的文化发展有关。这些表明闽台两岸古文化关系极为密切。[15]
第三，有段石锛的出土亦是两岸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特征。
有段石锛是闽台两地新石器遗址中共有的出土遗物。林惠祥先生在研究了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出土的有段石锛后明确指出，台湾的有段石锛是从福建传过去的。他认为：“有段石锛是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东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他地有同有异，其明显的差异之一，是有一种特殊的石器即有段石锛。”[16]林惠祥为出土的有段石锛分阶段，并研究了各地出土的有段石锛后，认为有段石锛起源于福建，并认为台湾圆山贝丘的有段石锛源于大陆。他还提到，二战前，日本考古学家即认为台湾的有段石锛是由中国大陆传播过去的。[17]
傅宪国不认同福建地区是有段石锛的起源地，他认为“有段石锛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18]，他根据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认为福建发现的有段石锛时代都比较晚，把它作为起源中心显然是不妥的。他认为：“福建经过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闽侯昙石山遗址下、中层遗址，白沙溪头遗址，庄边山遗址下层以及福清东张遗址下层等。这些遗址中目前仅见到少量的IC式隆脊形有段石锛，而没有存在台阶形有段石锛的证据，台阶形有段石锛在长汀河田、光泽、武平等遗址中有发现，但都是采集品，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而福建省博物馆的同志则根据伴出遗物，将它们定在青铜时代，而福建南安大盈曾发现二件台阶形有段铜锛，形制与石制品相同，说明这个地区有段锛使用的下限已至青铜时代。就型式而言，福建地区的有段石锛有IC式隆脊形、IllD、IIIE、IIIF式台阶形和IvB式凹槽形几种，横剖面多为背面宽正面窄的梯形，与江浙地区横剖面为长方形的有段石锛不同，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19]所以，他认为福建出土的有段石锛在阶段和年代上较长江中下游地区要晚，福建不是起源地。但同时，他也研究了台湾的有段石锛，并认为其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浙南或福建传入的。
他提到对于台湾地区的有段石锛，日本学者国分直一曾多次进行研究，并已经探讨了与华南地区的文化联系。但因资料所限，其研究并非精深。他认为，在台湾地区，到了圆山文化时期，有段石锛才大量出现。以台北圆山和大岔坑贝丘遗址为例，有段石锛在属大岔坑文化的下层没有发现，而在属圆山文化的上层中则发现较多，属圆山文化的其他遗址，如基隆社寮岛、台北江头、花岗山等，也都有有段石锛发现，圆山文化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420～公元前1130年，但从圆山和大垒坑贝丘遗址的回山文化层中曾发现青铜器的情况来看，圆山文化当已跨入青铜时代，台湾有段石锛使用的下限尚不明了，但在公元纪年几百年后代替了圆山文化的植物园文化中的台北植物园、龙口里等遗址仍发现了有段石锛，说明这里有段石锛使用的下限已很晚。就形制而言，台湾的有段石锛，横剖面为梯形，类型与福建、浙南地区的有段石锛相同，而其时间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台湾与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上诸多的相似因素为这种文化影响作了注脚。[20]也就是说，台湾地区的有段石锛年代上较晚于福建的出土年代，并且在形制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而参考当时新石器文化上两地的相似因素，可以认为，台湾的有段石锛是来自海峡西岸的福建。
第四，作为特殊生产工具的凹石。
陈国强等人在《闽台考古》中认为：“从闽台两岸加工贝类食物凹石工具看，它是闽台沿海地区的独特石器，这类石器的发现仅限于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闽台滨海地区，其他地区均未发现。此类石器在闽台地区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出土数量相当丰富。迄今为止，金门富国墩遗址出土一件圆形凹石年代为最早。4000年至3000年前，它在福建最流行，3000年以后绝迹；而台湾出土的凹石年代最早的是大岔坑文化遗址，继大岔坑文化之后的其他文化类型也均有发现，大致到距今1000年前绝迹。福建的凹石出土年代和绝迹年代都比台湾早，据此可推测凹石于新石器时代传播到台湾，流行于青铜时代，延至铁器时代。它在两地的发现反映出闽台的原始先民比其他地区交往更深层次也更为密切。”[21]
第五，拔牙习俗。
在相类似的生存环境中，在从生活美学到生产工具广泛交流的背景下，其社会习俗也有着相似的特征。其中“出土墓葬发现拔齿习俗，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发现相同。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江苏大墩子、福建昙石山等文化遗址都有类似发现。台湾泰雄、赛夏、布农等族也有此习俗，从现有资料看，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是该习俗最早发源地，因此，该习俗应该是大陆传入台湾。圆山文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460-前2560年，相当于福建福清东张遗址中层。此时东张遗址中层已属青铜时代”[22]。
陈国强等人在《闽台考古》中对闽台两地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如此评价：“韩起所说：‘台湾省南部以凤鼻头贝丘为代表的有黑、灰、彩陶的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各省中已知材料中，与福建省北部闽江口的昙石山遗址的遗物最为相像。……昙石山的泥质磨光黑皮陶和彩陶也与凤鼻头的相似。’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凤鼻头文化，与昙石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叹它们之间在四五千年前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程度。这种交流不仅仅限于彩陶，也不仅仅囿于闽台版图范围之内，而是延伸到东海和南海的广大地域之上。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与昙石山文化之间，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包括著名的印纹陶、有段石锛、有肩石斧以及彩陶、黑陶、灰陶共存等文化特征，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有肩石斧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有段石锛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但传播的途径必然是先福建，后台湾。”[23]
[1]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11～14页。
[2]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14～16页。
[3]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16～18页。
[4]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18～21页。
[5]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44页。
[6] 林朝棨：《考古人类学刊》1973年第33、34期合辑，第36页。
[7] 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第249页。
[8]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6页。
[9]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8页。
[10]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3页。
[11]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47～51页。
[12]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2页。
[13]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3页。
[14]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9页。
[15]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85页。
[16]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三期。
[17]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三期。
[18]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19]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20]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21]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86页。
[22]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74页。
[23] 陈国强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