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帝逊位

1924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10点，一队警车停在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门外，明、清两代帝王已经在这里统治了491年。这个车队肩负着一项非凡的使命——命令废帝溥仪离开这座他和他的先祖生活了将近300年的宫殿。

这座蜿蜒宏伟的宫殿，无论在外观气势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统御着北京城。紫禁城始建于15世纪的前20年，由上百万的工匠精心打造，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清代禁止在北京建设任何高于紫禁城的建筑，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弧形屋顶，宛如一只只雄鹰守卫着北京城。北京是一座专门为皇帝建造的城市，紫禁城就位于全城的中央，周围住满了为皇帝、朝廷和政府各部门服务的官员和商家巨贾。

中国古人认为，紫微星垣位于中天，是天帝的居所，称紫宫，所以援其“紫微正中”之义来象征世上皇帝的居所，同时因皇宫戒备森严，对平民而言属于禁地，故明、清的皇宫有“紫禁城”之称。

这是一个令人敬畏、充满神秘感的地方，它不止一次地见证了皇权加冕和宫廷政变、皇族婚礼和家族谋杀，所有这些为紫禁城的墙垣宫殿蒙上了一层令人生畏的阴影，漫步其间，似乎还能感觉到有昔日的鬼魂在走廊里游荡。

紫禁城中的皇帝有如上帝一般，隐于无形又无法触及，他掌管着几亿人的生死，也许他眉头一皱，就会给一个人带来杀身灭族之祸，没有人敢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一个人一旦被下旨处决，就不会再有人去谈论他，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辛亥革命后，清帝溥仪退位，从法律意义上说，他已经是中华民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但是那场革命并未改变紫禁城所拥有的光环和威仪，它依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宝库。如果你走进紫禁城，请一定要放轻脚步，不要惊扰那些长眠地下的不安的灵魂。

1908年12月，溥仪登基，当时他还不到三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隆裕太后于1912年2月12日代年幼的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民国政府仍允许溥仪暂居紫禁城，保留其尊号，并给予他等同外国君主的礼遇以及每年400万两的津贴。

这是袁世凯、革命党人与隆裕太后之间妥协的结果。隆裕太后知道清军已经不堪一击，同意不动用武力，放弃北京城，不干涉政治。作为交换，溥仪被允许暂居紫禁城的部分区域，日后再移居颐和园。新政府允许皇帝照常留用宫内各执事人员，但不得再招募新的太监，还同意保护其宗庙陵寝。对溥仪来说，这种安排可谓慷慨至极，要知道，在英国、法国和俄国，那些以武力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人，都会处死国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签署这份协议的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新政府的军力、财力尚弱，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力有限，这份协议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官员，尤其是在北京的官员，对新共和国的支持不冷不热，还有一些人甚至希望保留帝制，当时人们对皇帝还普遍怀有崇敬之心。还有一个因素是，理想的统治是和谐而非暴力，为夺权而杀死一个六岁的男孩，也太可耻了。

革命后，紫禁城的一切一如往昔。无论溥仪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他面前行跪拜之礼，并称他为“皇上”，他身边有自己的侍卫、旧臣、妃嫔、侍女、厨师、园丁数百人跟随。[1]

这些人使用宣统年号纪年，而不用新共和国的民国纪年。溥仪大婚时，他的堂弟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陈宝琛劝他不要骑，害怕把他摔坏了，但是在太监的帮助下，他几天就学会了，并以此为乐。后来他买来20多辆自行车，骑着在宫中四处逛。他还喜欢打网球。在他吃饭、更衣、就寝时，身边都有太监伺候，他们陪他散步，陪他上课，给他讲故事。

从1919年开始，英国外交官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开始教溥仪英文，后来，又由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伊莎贝尔·任萨姆（Isabel Ingram）担任皇后的英文老师，他们是唯一被允许进入故宫内廷的外国人。1922年12月，溥仪在紫禁城中举办了盛大的婚礼，那时他只有16岁。尽管他富可敌国，却如同被关在金笼子里的囚犯，他希望能离开紫禁城。

溥仪渴望自由，希望与外界联系。庄士敦说服他剪掉了辫子，还在皇宫里装了一部电话，溥仪用它给胡适打了电话，邀请他进宫。当胡适在电话里第一次听到皇帝的声音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时间到了1924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高效的政府取而代之，辛亥革命后的13年间，是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他宣布称帝，尽管当时国内的许多省份和外国势力根本不承认他。1916年6月6日，他死于肾衰竭。从洪宪改元到颁令废止洪宪年号，只有短短83天，这几乎可以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短的“朝代”。

辛亥革命并未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加入“一战”协约国的阵营，中国先后派出14万劳工前往欧洲的战壕、工厂和建筑工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还派出7万人前往苏俄。这些努力使中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会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并未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反而转给了日本，这在国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不仅在世界面前显示了北洋政府的软弱，也被视为列强对中国的蔑视。

中国国内则展开了如何面对西方国家和日本以及如何进行现代化的激烈讨论，有人倾向于建立军事强国，有人推崇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还有人认为共和国政府最为理想，只有少数人倡导苏俄践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

而溥仪却从这种动荡的政局中获得了好处：新的统治者无法就如何处置他达成一致意见；北洋政府中有许多官员都曾为清廷效力，依然对溥仪忠心耿耿。1917年7月1日，张勋宣布溥仪复位，他让自己的军队都留起辫子，以示对清朝的忠诚。但这场复辟遭到了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和其他军阀的干预，仅持续了12天就草草收场。北京城内那些买了假辫子的人们，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扔掉，街上扔满了成千上万的假辫子。

紫禁城内，溥仪和他的旧臣、妃嫔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将此视为自己的权利。但是按照1912年的退位协议，他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津贴并不稳定，新政府经常无法足额支付。溥仪没有其他收入用来支付宫廷生活的巨额开支，于是他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出售宫中的珍宝——来获利。太监、官员及其他人也纷纷从宫中盗宝，拿到北京市场上去卖。猖獗的盗窃使新的共和政府颇感忧虑，他们担心会失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这也是最终说服他们必须让溥仪离开紫禁城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溥仪再一次被推上帝位，就像1917年7月那12天所发生的一样。

溥仪是历史的遗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人。紫禁城不仅是皇权所在地，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文化遗产宝库之一。根据1925年进行的清点，故宫里约有117万件文物，包括历代的瓷器、陶器、绘画、青铜器、钟表和玉器，它们都是中国顶级艺术家创造的精品，也是历代皇帝几个世纪以来的收藏以及从外国政府、朝贡国那里获得的礼物。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皇家档案、圣旨以及皇帝曾经用过的印玺，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记录。此外，故宫还是世界上收藏18、19世纪的钟表最多的场馆之一，总共有1000多件，有在广州、苏州的故宫工坊生产的，也有在外国生产、献给皇帝的贡品。

当时没有人知道故宫里究竟有多少件宝物，40年后溥仪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除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外国士兵盗走的文物，故宫中尚有成千上万的明、清文物。

“根本没有库存记录，”溥仪写道，“即使曾有记录，也无人核查，所以也就无从看管。假如有文物丢失，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以今日的角度看待当年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大规模的盗窃。从位高权重之人到身份卑微之流，人人身陷其中。盗窃的机会比比皆是，无人畏惧。”

溥仪和他的旧臣们靠出售文物筹集资金应付日常开销，并为日后做打算。他们并不相信会被允许在故宫里无限期地住下去，也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情况也许只会变得更糟，他们又有什么技能在外面的世界谋生呢？前朝官员们寻找各种借口，将文物从箱子里搬出来，偷运出宫。

溥仪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但又无计可施。无论如何，他和其他人一样难辞其咎。他将文物交给他的弟弟溥杰去贩卖，还将文物作为礼物献给新政权的政治首领和军阀，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还以各种借口“奖赏”和“出借”文物。

大多数文物最终被卖到了北京地安门附近的古董店，这些店有些是太监开的，还有一些是旧日的宫中高官和他们的家人开的。这些古董店成了中外收藏家的金矿，他们以远低于文物实际价值的价格就可以获得它们，有位商人甚至从这种交易中获得了“翡翠大王”的绰号。

溥仪终于下令要清查库存了，但刚一开始故宫就在1923年6月26日夜发生了一场严重火灾，附近的居民看到熊熊火焰从故宫西北的建福宫花园里烧起来。建福宫是1740年乾隆下令修建的一处休憩、娱乐的宫殿，他非常喜欢这里的设计，并将自己喜爱的许多绘画、瓷器和其他文物存放在这里。

这次大火本是可以控制住的，溥仪的侍卫周金奎回忆道：“192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溥仪正在储秀宫皇后婉容那里闲谈，忽然发现外面有火光，我急忙前去查看，原来是建福宫失火。溥仪闻知，连忙赶去，一面令人救火，一面急回养心殿，给内务府中堂绍英和卫戍司令王怀庆打电话，要他们马上派人来救火。绍英在电话中回说，为防意外，先不要开宫门，候他到了再开。结果消防队到了不能立即进入宫内，火势迅速蔓延。……经过各处来的消防队整整救了一夜，还是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延春阁、积翠亭、凝辉楼等全部烧完。”

大火烧毁了宫内100多间房屋和收藏在其中的成千上万的佛像、绘画和古籍，其中还有许多金像，为此故宫的官员向金店招标，请他们来清理现场。一家店以50万元中标，却在灰烬里找到1.7万两黄金。

溥仪怀疑是太监纵火，目的是为了毁灭证据，以掩盖他们从建福宫花园猖獗盗宝的事实。溥仪热衷于打网球，灾后他下令在建福宫的废墟上建了一个网球场。在溥仪离开故宫后，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其中描述了当时的故宫生活。他写道，政府每年提供的津贴不足以养活故宫里大批的人，并维持他们习以为常的奢华生活。故宫里的人没有自己的收入，甚至不得不典当文物来支付膳食费，官员常常与外面的商人内外勾结。庄士敦经常劝溥仪要采取行动阻止盗宝行为，但溥仪生性软弱、优柔寡断又没有原则，他当时还不满20岁，身边都是在宫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官员、太监和侍女。此时外面混乱的政治局面也有助于转移外界对故宫的注意力。

最终决定采取行动的是冯玉祥。1924年10月，他发动了“北京政变”，控制了北京城。冯玉祥因皈依于基督教而被称为“基督将军”，他的军队里禁止嫖娼、赌博、吸食鸦片等行为，他也是虔诚的共和党人和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曾邀请孙中山前来北京。

和很多年轻军官一样，他冒着被处决的风险支持推翻清王朝。也和很多共和党人一样，他对皇帝抱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担心他会密谋复辟。因此掌握政权后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命令政府驱逐溥仪出宫。11月4日，一个寒冷的晚上，内阁批准了这个提议。

溥仪很清楚冯玉祥非常不喜欢他和封建帝制，担心如今大权在握的他会采取什么行动。那天溥仪根本没有胃口用餐，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当时还有1200多名士兵驻守在故宫和景山，他们是袁世凯时代北洋军阀遗留下来的，隶属于京师卫戍司令部，当时驻扎在这里是为了防备溥仪逃跑，后来政府频繁更换，这些士兵反而与皇室亲近起来。为防止他们帮助清室，11月4日上午，冯玉祥的国民军司令部就提前派人对他们进行了缴械改编。

11月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对驻扎在神武门外护城河营房的480名警察进行了缴械改编。随后他们与内务府大臣绍英等协商，请溥仪即日离宫。绍英答复称他们同意离开故宫，但不是当天，而且所有物品归帝王家族所有，他请求“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溥仪听闻此讯，不由得惊恐万状：政府会如何处置他呢？他召集身边的要员和妃嫔开“御前会议”。这些人建议他用缓兵之计，就说他们还没准备好，需要延迟几日。此外，他们即将前往的颐和园也还没有准备就绪，根据1912年的协议，颐和园依旧归清室所有。鹿钟麟对此置之不理，要求溥仪必须即日离宫，并且不得前往颐和园，因为那里已经由政府接管。

随后，溥仪要求获得3天时间，用来收拾物品。鹿钟麟失去了耐心，他故意做了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传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2]这一恐吓果然奏效。

鹿钟麟的坚持反映了共和政府对溥仪及其大臣的深切质疑，他们多待一天，就会有越多的文物被盗，军阀或其他忠于溥仪的人就越有可能帮助他复辟，他们必须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

溥仪离开故宫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这是向他的支持者和所有中国人发出的一个信号，标志着他已经下台，清朝彻底终结了。鹿钟麟坚持，故宫里的部分人可以延迟几日，但溥仪必须当天离开；他承诺控制好他的部队，北洋政府也承诺每年向皇帝支付50万元。这笔钱虽然只是以往的八分之一，但仍然是一大笔钱。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我当然是国民一分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3]溥仪交出了象征皇权的两枚印玺。和他一起离开故宫的有1000多人，其中包括470名太监，他们只带走了能随身携带的东西。

政府对这些人可没那么慷慨——太监每人发银10元，100名宫女每人只得到8元。这些人离宫时还要被搜身，查看身上是否藏匿了文物，他们大多投靠了亲友。有两位侍奉过先帝的太妃拒绝离开，说她们宁愿死在宫中，并发誓如果有人逼她们离开就投井自杀。鹿钟麟在故宫所有的出口都安排了士兵，以防有人盗宝。

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10分，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五辆汽车停在故宫前，鹿钟麟乘坐第一辆车，溥仪乘坐第二辆，溥仪的妻子和亲眷乘坐第三辆，张璧乘坐第四辆，绍英等乘坐最后一辆。车队缓缓驶出故宫，开往位于德胜桥的醇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