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考察何为

仇鹿鸣 耿朔

考察，是一个语义模糊的字眼，与考古作为一门学科有清晰的指涉范围不同，考察是个日常词汇，天然地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身边每个以学术为生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那样的考察经历，但对考察的理解却可能大相径庭。最简单来说，学术会议之后的半天参观即可称考察；也有越走越有经验的人，每次行前都会做大量准备，再上一个台阶，就接近规范的田野调查了。

所以，2016年的那个深秋之夜，当我们十人围坐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小酒馆里，酒酣耳热之际也不知是谁提出第二年暑假组织考察时，指向可谓相当不明确。我们分散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史等不同学科，席上有些人还是初次见面，并不熟悉，唯一的交集，是大家的研究时段都在中古。于是，烟雨的江南、云淡的雁北乃至崎岖的蜀道，都被抛上饭桌，借助酒劲，漫天闲游，最后落地的却是听上去旅游团也会走的路线：从嵩山到洛阳。乍一看或许有些平淡，但这条路线穿越中古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中古历史的物质载体保存的数量与质量均足以触到每个人的兴趣点，堪称一桌美味而经典的家常菜。

回到历史现场，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代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访古之举；但古人所访之“古”，与今人的文物观念虽有不少重合之处，实则仍存分歧。古人访古的重点，大约包括两类，帝王前贤的陵墓坟冢及传说中的遗迹、地面上保存的石刻。特别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访碑成为学者的乐趣所在，作为礼物的拓本也成为士大夫文化网络延伸的重要中介。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后，陈介祺、潘祖荫等纷纷致信，求取广武将军碑、仙人唐公房碑、沙南侯获碑等西北名碑的拓本，其中沙南侯获碑由于道光时才在新疆巴里坤县发现，拓片罕闻，吴大澂转托正在收复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为罗致（参读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尽管不少金石学家已有亲身踏查古迹的自觉，少数人也曾付诸实施，比如黄易；但囿于条件，当时学者访碑，大多不能亲赴现场，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或辗转罗致拓本。可以说，尽管清代金石学研究成绩卓著，但仍不脱“扶手椅上学问”的本色。一般人多将金石学比附为考古学的“前身”，我们对此颇有怀疑。现代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并不特别看重有文字的遗物，现在学术中真正承续传统金石学余脉的，大约仍属出土文献的研究。或由于这一隐而不彰的分歧，目前在现代考古学观念下生发出的文物保护体系所看重的古城址、古建筑、石窟寺等，并不居于古人“访古”的中心。正因如此，1930年代梁思成夫妇在华北大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时，曾感慨“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历史的现场如何抵达？在后现代的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文本的坚固性后，走出书斋，重返现场，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了吗？正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现代学者与游客对历史现场的再临，本身就是对往昔的介入与重构，夹杂着现实与历史。

因此，当2017年7月18日，我们十人集合在郑州（居然谁也没有失约），展开行程的时候，对于考察路上能收获什么，恐怕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如何在考察中有效地提出问题并思考，如何落实历史的现场感，是始终隐含于行程背后的追问。

当时，嵩山隐隐在望，洛阳师友已置酒相候。所有的答案，唯有踏上旅程，才会一一揭晓。